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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社会里，劳动人民创作民间文学作品，是为了满足集体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娛乐的需要，根本不是像某些书面作家一样，为了名留史冊，或者去猎取科第、功名，或者“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者像现代的作家去独占“著作出版权”等等，然后进行创作。因此，他们自然不注明作者姓名；即使原来有作者姓名的个人作品，一旦流传开去，经过群众集体的刪改、补充、丰富，就自然地成为集体的，传播者就会把这个作者的名字略去。也可以说，如从某一意义上说，“匿名性”的存在，正足以证明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所共有的。（谭达先，1992：58）
虽然谭达先先生只将民间文学的“民间”理解为“劳动人民”，并不适当；①但是“匿名性”的提出，无疑地解决了民间文学与俗文学、通俗文学之间的纠葛。②“俗文学”是“雅文学”的对比语词，雅俗之间，一方面在于审美标准的认定差异，一方面也在于文人主观的接受程度。传统文人多只注重诗歌与散文这两种文类，认为小说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小道，因而不屑为之。即连戏曲一类，也是如此。所以传统小说和戏曲，都可以算是“俗文学”、“通俗文学”。然而当刘禹锡以民歌“竹枝词”形式来创作歌谣，文学史论者、诗歌论者大概会认为那是雅文学，而非俗文学。民间文学的民间性，高于俗文学、通俗文学，因为民间文学的创作者，或者包括传播者，并不在意个人创作的专有性，甚至是不拘泥于创作的形式，而是一种发乎自然的表述、创作。因此，无论是作者刻意匿名，或是传播过程中因被遗忘而出现匿名，民间文学在没有专有性的束缚之下，始终拥有持续不断再生的生命力存在。
当然，如果原本属于民间文学的文本，一旦被知识分子所记录、改写、编收，同时冠以记录者、改写者、编辑者的名字而成为作者名，除非研究者能够求索明确证据而翔实考察，否则这一类的民间文学是很难被确认出来的。
四、民间文学的研究文本问题
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真正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研究文本该如何认定？刘守华先生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学从其表达方式来看，主要有口头讲述的散文体故事和口头咏唱的韵文体诗歌两大类。后来又派生出有说有唱、说唱结合的民间曲艺以及说唱加表演的民间小戏。”（刘守华，1999，17）这样的基础分类中，划分出“民间故事”是指“口头讲述的散文体故事”，并以此反思民间故事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变化，他说：
民间故事是由民众以自发方式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口头叙事散文，其本来的或原初的形态是口头文学。我们把这类口述故事称为故事的原生态。我们能夠见到的故事材料都是由文化人把它记录下来，用文字整理写定，以书面形式留存至今的，它们是民间故事的转化或再生形态。它们忠实于原作的程度不一，如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风貌，仍可作为民间故事看待；如取其一点加以生发或改头换面另行制作，那就应归属于和民间故事只有某种联系的作家文学之列另行看待了。（刘守华，1999：12）
以学科的范围来看，这个说法解决了民间文学在被记录之后，与文人文学、士人文学，乃至于通俗文学之间的纠葛；以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也认清了今天的研究对象都是透过“被记录”而来所引发的种种质疑。然而这些观念的厘清，并不代表解决采认文本实践上的问题。
首先，想要先反省的是采录方面的问题。田野调查与采录，算得上是第一手的民间文学研究文本。但是“第一手”的文本是否就是“正确”文本？举一个例子。本人曾经在2000－2001年连续两年自费调查、蒐集环泸沽湖区域摩梭、汉、普米等民族民间故事、歌谣。其中，瓦垮村达巴郭文才①（摩梭人）口述《九兄弟的故事》，大意是洪水过后，万物都被摧毀殆尽，剩下惟一的男人与一位叫做“娘枝妹”的仙女结婚。故事的最后是：
年轻人在天庭的时间，已和仙女结为夫妇，两人一起回到人间，还带着天庭的五谷种子。他们俩什么种子都拿了，但是有两种没有拿到，一种叫燕麦，一种叫圆根（就是“蔓菁”，一种类似萝卜的食物）。于是仙女就回天上去偷，但是被天庭发现了，天庭就施法让圆根看起来很大，但吃下去都是水，又因为仙女偷燕麦时把燕麦藏在腰带，所以燕麦不能作为一种敬神、敬老等祭祀用的东西。年轻人与仙女从此就在人间繁衍人类。
这个故事，根据《四川神话选》所记录，同样由郭文才老先生讲述类似的故事，题名为“九兄弟”，只提到：“小兄弟同小仙女回到凡间的时候，带着天帝给他们的荞麦种，小仙女还用头发偷偷夹着些圆根籽籽。天帝发觉了，心里不欢喜，就说圆根背起重，吃着是水，所以现在圆根虽然大个，但全是一包水水。”②并没有关于燕麦的部分。而类似的故事，还包括李霖灿先生所称：“这是么些族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的《洪水的故事》。（李霖灿，1984：334－351）《洪水的故事》出自纳西族东巴经典，是有文字记录的经典，里面有关于“开天九兄弟的那一族，辟地七姊妹的那一族”的说法。李霖灿先生所说的“么些人”，与大陆官方认定的纳西族基本相当，而另称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为“没有文字的么些人”。③这些故事虽各有参差之处，其基本结构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环泸沽湖区域确实有“燕麦不能作为一种敬神、敬老等祭祀用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而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地对于女性的某些负面观念。
民间文学没有定本，郭文才老先生讲述的《九兄弟的故事》，虽然出自东巴经，但是仍属民间文学文本。然而同一人讲述，《四川神话选》所失落的部分却是很值得思考。相距十年，我们无法判断郭文才老先生在两个时间点上的讲述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或许讲述的情境不同？或许他个人的遗忘或临时添加？或许被记录者刻意删除？这就是所谓的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当地没有人记得这个故事的全貌。如果“燕麦不能作为一种敬神、敬老等祭祀用的东西”真的出自这个典故，那么环泸沽湖区域的摩梭人很可能并非自始自终都是母系社会，④这个典故可以当做一个例证。但是如果这个说法只是郭文才老先生自己添加，则又另当别论。所以如何判断民间文学采录文本的“正确”性？是确定文本的第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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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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