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ard Faure在“Space and Place in Chinese Religions Traditions”一文中，以日本禅宗蛇故事及中国禅宗北宗神秀嵩山杀蛇的故事说明，蛇象征地方势力，征服蛇怪即以佛教“普世化教义”(Universal Doctrine)征服“民间宗教仪式实践层面的地方崇拜”。佛教与地方崇拜之间的对峙应该成为我们考察大传统、小传统之前必须正视的问题。[1]六朝时期进入江南地区的开始佛教征服地方民间崇拜，这一过程往往又体现在降服蛇怪的叙事模式上。如果将本土道教也考虑入内，我们会发现，制度化的宗教一直没有放弃改造(或者说降服)巫觋传统的民间信仰的努力。在这一漫长的斗争过程中，佛、道两教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并在各自的叙事系统中形成以降蛇为中心的叙事文本，从而交叉影响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的形成。

一、佛教叙事中的民间蛇神崇拜

蛇怪，在民间叙事中是“邪恶的象征”，因恐惧而“避害”，从而形成蛇崇拜。闻一多《伏羲考》就国人的龙蛇崇拜云：“一定是假设了龙有一种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即所谓‘魔那’（manan）者，然后才肯奉它为图腾，崇拜它，信任它，皈依它。”以谄事为手段，以避害为目的，“在这里，巫术——模拟巫术便是野蛮人的如意算盘。” [2]蛇精被谄事、受封或被祀之后，变为庙宇正神，渐由“蛇怪”本身之原始形态蜕变为“蛇怪之管理者”，因而能福佑人类。

巫教传统与蛇的结合似乎很早。《山海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在有着巫祝传统的南方，巫觋又利用崇拜蛇精的民众心理，成为蛇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搜神记》、《异苑》等六朝志怪小说多处涉及江南民间关于蛇的崇祀，这些崇拜活动多为某一地之巫觋所控制，由巫师代言祸福。如同其它民间精怪崇拜，蛇神也要求血食，祭以牛羊和人牲。如经常被引用的《搜神记》卷十九“李寄斩蛇”，述闽中庸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3]《异苑》卷八又有武昌水神以青蛇为神通，通过巫觋求索酒肉、人牲的飨祀。[4]

东汉末年开始进入长江流域的佛教，如何对付江南地区以蛇为中心的地方崇拜？梁代慧皎《高僧传》卷一“汉雒阳安清”为我们描述了佛教与蛇神的斗争场面。

汉桓之初，高僧安清(世高)，路过庐山超度昔日同学：

行达宫亭湖庙，此庙旧有灵威，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高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门，事便呼上。”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吾昔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为宫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瞋恚故，堕此神报。…吾有绢千疋，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呗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东寺。谓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亭庙神，得离恶形矣。”于是庙神歇末，无复灵验。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尾数里，今浔阳郡蛇村是也。[5]

宫亭庙在庐山南侧，以宫亭湖得名，属豫章郡。宫亭庙神亦名“庐山君”，是六朝豫章地区极盛的民间巫教神灵，《搜神记》、《异苑》均记载此庙神之灵验。[6]上文透露出，宫亭庙的信仰圈以行走于鄱阳湖口与长江流域的商人为主，庙神为蛇精所化，并采用了南方巫祝传统——降祝。然而《高僧传》叙事中的宫亭庙庙神不同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的是，它前世是安国[7]学道高僧，因犯了佛家的瞋恚戒条，后世堕为万里之外庐山上的蟒精。佛教的“变现”、“变文”中时常可以发现“蛇化人身”“人死后化蛇”的故事，由这种释家叙事模式和轮回观念演化而出，《高僧传》安排安世高旧时同学死后化为江南的蟒神，从而使佛教高僧降服江南的地方淫祀具有某种正当性。[8]

《搜神记》“李寄斩蛇”展示的是普通人与蛇搏斗的技术，“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而高僧安世高在降蛇过程中显示出宗教从业者的本色当行——“梵语数番，赞呗数契”。李寄斩蛇“入视穴，得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只是消灭了蛇精的身体，并未对依托蛇精的民间祭祀给予进一步的打击；安世高对宫亭庙神却毫不手软，没收其全部庙产，“以庙物造东寺”，当时荆州白马寺、丹阳瓦官寺，皆为“宫亭庙余物治之”[9]。

佛教叙事角度的“降服蛇怪”故事，体现出制度化宗教的立场与作风。佛教对地方宗教征服过程，不仅战胜民间神祇、摧毁山庙，而且以胜利者姿态“霸占”庙产，为别处的佛寺“立法营塔”。创立“净土法门”的梁代高僧慧远(334-416年)《庐山记》提到了庐山南侧的宫亭神庙，庙中供奉的“安公”即安世高。许里和认为慧远住在这山上时，显然还对安世高进行祭祀。[10]这似乎表明，佛教征服地方社会的祭祀过程，还伴随着以佛教崇拜取代宫亭庙神这样的俗神崇拜。

慧远的徒弟法安，曾于庐山附近新阳县降服以虎怪为庙神的淫祀：“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11]法安的降服手法与安世高类同，改俗神神庙为佛寺。由此可见，无论是虎怪还是蛇怪，在佛教叙事中皆为地方势力的邪恶象征，必定被高僧所降服；崇祀这一邪恶象征的俗庙也必为佛教寺院所取代。

相类的叙事还有刘宋时人刘义庆所撰《幽明录》“安息王子”条，“至会稽，过稽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故事发生的地点换成了会稽，但是核心与《高僧传》一样：高僧制服蟒形地方庙神，庙神从此失去了灵验。刘义庆为佛教俗家弟子，这则故事可能受《高僧传》的影响。[12]

“高僧伏蛇”的叙事模式还有《太平广記》卷四五七引晚唐张读所著《宣室志》“无畏师”，讲述天宝中无畏师伏洛阳蛇怪，“即说佛书义甚精，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唱呗经书似乎是佛僧降蛇的技术手段。

由上所述，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首次出现佛僧法海降服白蛇的情节，可能是延续了佛教“高僧伏蛇”叙事模式的余响，而加以传奇化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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