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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这次活动有以下特点：首先，与会者很年轻，大多为在读博士生，来自匈牙利、爱沙尼亚、爱尔兰、拉托维亚、立陶宛、芬兰、丹麦、冰岛、挪威、俄罗斯和中国、美国；主要关注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口头传统，还涉及旅游民俗学等课题。其次，这次活动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参与过多次民俗学夏季培训的教授弗里非常感叹，他让我转告朝戈金博士，他说这次的培训活动也是一次田野作业，是在《卡莱瓦拉》史诗的故乡举办的，这里又是芬兰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第三，卡累利亚也是欧洲最大的原始森林，拥有75万公顷林地，这里同时也是联合国等机构资助的传统文化保护项目的实施地点。作家马尔科主持着一个长达25年的卡累利亚文化保护项目，该项目已经实施了19个年头，在当地修复了很多文化遗产设施。这里将会成为世界上民间地方传统文化保护的典范。第四，这次培训是在流动的课堂上完成的，最后一次学员讲演干脆就在农家院落里进行，我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饱览美丽静谧的村庄和碧绿如镜的河水。更重要的是与村民和艺人们的密切接触。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08年第3期)
注释：
[1] 冰岛的家族萨迦是长篇散体叙事，它们写于公元13-14世纪，取材于口述历史和谱牒文献，主要讲述10世纪冰岛农民之间的世仇。
[2] 凯蒂·海依诺宁（Kati Heinonen）《英格里卡莱瓦拉韵律诗歌中的文类重叠现象》给出了例子：诗歌“悲伤的寡妇”由瓦尔普里•沃赫塔（Valpuri Vohta）在东部英格里面对两位搜集者演唱，时间分别为1936年和1937年。她提供的情况表明，这个歌并不属于任何固定的、情境化的文类。关于这个哭歌怎样、在什么地方、由谁来表演等问题，她的要求非常严格：1）有一部分诗行的重复；2）在婚礼上或妇女聚会或在河边坐下来演唱，而不能在舞蹈或行进之中演唱。3）由妇女而不是由姑娘们来演唱。但是来自同一个村子的另外一个演唱者，68岁的玛丽亚•奥查（Maria Otsa）1938年演唱了同一个歌，她的开场诗行和简短的语境资料则说明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首诗是一群姑娘在河边围起一个大圈子来跳舞时演唱的。
[3] 梅萨罗斯·乔鲍《话语类型与元民俗学：田野过程中对文本的认定问题》见《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作者以语用学句子类型研究为基础，试图建立在社区日常交流的叙事中实际存在的话语类型系统，以期在有关文本分类的文化主位研究(emic)和文化客位研究（etic）这两种方法之间提供一种平衡。这种文本分类方法历来注重文本实体，即注重语言的现实。本文以这种方法来分析口头和书面、叙事和非叙事的资料，指出他们的共同特点。本文又进一步提出一种可行的文本分类方法，即建立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文本梳理系统。它更为贴近那些在特定的社区交流系统中产生的文本，贴近这些文本的本来目的，同时，它也贴近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的兴趣及其目标。
[4] 尤拉特·凯莱科尼特《关于故事讲述的独特性：就拉托维亚资料展开论述》：拉托维亚的民间故事搜集活动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但是，这些材料里，关于信息提供者和故事讲述材料的更加详细的材料的记录却很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只有少数民间故事的搜集者和出版者注意到这样的材料的重要性。这种材料对于研究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揭示民间叙事语境的重要性，这些关注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被认识。20世纪后半页拉托维亚开始重视故事讲述的表演者的情况。大量有关民间艺术才艺的论文、文章、专门著作面世。但是绝大多数的成果是关于民歌的表演研究，与此同时，故事讲述人的研究仍然在继续。
[5] 埃洛-汉娜·塞利亚玛（Elo-hanna Seljamaa）《关于民俗学的一般评论：沃尔特·安德森的自我修正律》指出，安德森一度被认为是一位大力提倡并献身于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学者，而他的著作（Kaiser und Abt. Geschichte eines Schwanks，FFC 42, Helsinki 1942)通常被看作民间故事研究领域里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的一个范例。但是，安德森不仅仅是一位该方法论的追随者，他还提出了许多建议以进一步充实这个方法。他对历史-地理学方法的一些基本层面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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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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