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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7届民俗学研究者暑期研修班（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FFSS）于2007年6月11日至20日在芬兰库赫莫和俄罗斯卡累利亚两地举办。与会人员在为期9天的田野活动和学术研讨中，围绕“口头诗歌和田野作业”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次活动邀请13个国家的17位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就民俗学史与国家意识形态、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口头诗歌与文类阐释、民间叙事的田野作业、本真性与传统文化的解释以及卡累利亚民间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等题目做了专题研讨。这次研讨虽然置重点于北欧民俗学研究，但突出体现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国际化新趋势，主办者把这次活动安排在《卡莱瓦拉》的故乡俄罗斯边境地区卡累利亚，把学术研讨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现地考察结合在一起，预示了民俗学的在未来的文化创造领域依然活力无限。
关键词 口头诗歌 田野作业 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尹虎彬，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32。
本期民俗学夏季培训是在两个比邻国家举办的，与会者必须由赫尔辛基入境芬兰，在赫尔辛基搭乘飞机前往卡亚尼(Kajaani)，在机场乘坐巴士前往芬兰东部城市库赫莫。与会者在2007年6月11号下午抵达库赫莫，在完成会议注册和相互介绍之后，参加培训活动开始之前的招待晚会。6月12日我们在库赫莫的尤明凯科（Juminkeko）即卡莱瓦拉与卡累利亚文化信息中心正式开始学术讨论活动。开幕式由劳里主持，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教授以民俗学工作者组织（Folklore Fellows Network）负责人和本届研修班主席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民俗学的漫长道路》的开幕辞。
一、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从民俗学学科史与理论探讨中，我们可以领略民俗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及其各种方法的演进脉络。与会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以下问题：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认同，收藏家或古物学家的兴趣及其对民俗学学科的历史影响，民族主义者的动机，19世纪和20世纪以科学方法研究民俗学的代表性学说，1945年即二战以来民俗学的理论贡献，如结构主义和表演理论等。主要关注点有方法论的比较，民俗文化与现实世界，旅游业、传统、本真性和法律，文本与语境问题，新的综合性研究的出现。这些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民俗学研究的现状是什么，最近的趋势和争论是什么。
西卡拉在开班仪式上简要回顾了民俗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针对人们关注的民俗学的未来趋势，她认为这个问题固然与西方大学的建制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关，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民俗学本身的内在驱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直到20世纪初，每个国家仍然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方法论上，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得到充分发展。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民俗学工作者通讯》（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日益融入国际化的学术潮流。1960年代后出现了理论创新的热潮，民俗学逐渐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束缚。人们关注的地方不再是传统而是个人和小规模的群体。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民俗学，人们把行为科学引入民俗学文本的研究之中，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田野调查的资料的基础上。这一发展模式突出地反映在《民俗学工作者通讯》的办刊宗旨上，从文本为基础的研究和描述性研究，向民族志为导向的研究转换。1960年代以来《民俗学工作者通讯》发行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随着1960年代的民俗学范式转换，《民俗学工作者通讯》的研究题目、理论方法出现拓展的趋势。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的讲演《口头诗歌研究方法》，回顾了18 ~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概要性地介绍了20 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理论。他强调了在口头诗歌研究中运用多样性方法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就是他所提出的以惯常用语为基础的方法（“idiom-based” approaches），按照他的理解，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和固存的艺术这三个学说拥有共享地带：它们关注“词”的力量（word-power），认为口头传统是一种专门化的语码（code）和一系列的符号（signals），而语码使表演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语码是按照特别的方式被结构起来的，按照语言、文类、地区和个人的特点结构起来的，语码是特定集团和个人所独具的表达，它们暗示出人们参与表演的特定种类。这些方法都强调了口头传统是当下的经验，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残片，这些方法也同样适用那些源于口头的文本。表演理论让我们领悟到表演是意义的一个部分。民族志诗学揭示了多样性的口头传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即一个特定的口头传统需要以其特有的术语来解读。民族志诗学试图通过阅读 (分析本土传统自身的术语) 、再现 (以文本制作来真实反映本土诗学)、重新演述 (次级受众对二度表演的接受)这三个路径，重建口头诗歌的结构特质。弗里所说的“固存的艺术”，强调从的传统的内部寻觅口述艺术的力量，他认为口头传统的运作就像语言本身一样，认为过程重于作品，认为口头传统是一个结构系统而不是叙事单元的仓库，关注惯用语言的蕴藉而非字面意义，认为专门化的语言是表演者和受众共享的。
口头诗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口头文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点是文本、文类、表演和语境问题，关于口头文类的专门化言语表达特点，学者也多有新见。卡累利亚口头文类，如卡莱瓦拉韵律诗歌、哭歌，克里特的对偶诗歌句，北欧中古诗歌，都被学者纳入到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加以重新考察。学者从表演的角度探讨口头文类的性质和功能，分析专门化的仪式语言，强调了表演者能动的艺术创造力量。即便像中古史诗冰岛的《萨迦》，人们也注意到了它作为口头传统的内部结构和个人对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民间叙事的田野研究成为今天民俗学者的热门话题。但是，当现代民俗学者与传统文化的表演者不期而遇时，许多有趣的问题便出现了。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和跨国语境当中的田野实践，充满了身份认同的苦恼。另一方面，如何在民众生活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即我们能否把一些大家公认的口头文类或文本与那些文类界限含混的民间口头演述文本放在一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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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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