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称为“亚岁”的冬至与冬至岁时风俗意义重大。《东国岁时记》里详细地描写了有关冬至的风俗，表明对韩国人来讲，冬至是重要节日之一。有关冬至作为岁时风俗的性质，比较普遍的是“夏扇冬历”的月历风俗说法，即夏天赠送扇子之类的季节性用品，而冬至日吃小豆粥为代表的季节食品和互赠《月历》。但是，由于冬至未被定为假日，而且它也不是全国性的风俗，因此一般是只限于年纪大的人之间，或者商业性的节日。

然而，我们仔细考察有关冬至风俗的现状，可以得到意外的发现。首先，冬至的小豆粥已经脱离季节食品，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日常食物之一。这表明，虽然冬至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民众中仍然流行着包含冬至意义的行为。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韩国人对冬至的喜爱。其次，民众中存在以冬至为始，互相送新年的月历，这一事实表明冬至风俗具有迎接新年的实用目的。

五、从国家单方制定假日转为多途径制定假日

上面的论述虽然有些简单和粗糙，但我们知道目前在韩国是依据《对于政府机构假日的规定（总统令１５９３９号）》实施包括国庆节和各种纪念日在内的假日。按照这一法规，假日的规定只限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们。因此，它也面临着非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休息的矛盾，非政府人员只是按习惯休息而已。

虽然如此，这一法规仍然给韩国当今的岁时风俗带来不少影响。总结起来，本文主要探讨过的内容如下：

围绕新的一年的开始，有公历新年与传统春节的立场之争，双方间形成尖锐的对立。１８８５年采用公历后，作为新的一年官方只承认公历１月１日，经过一百多年后韩国人才重又找回春节的名字和位置。这期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不少不必要的论争。这清楚地暴露出韩国人具有以农历春节为真正新年之始的观念。相应于此，韩国人认为公历的采用与外国（特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有关，甚至公历的新年一度被认为是日本的新年。从与厘定新年有关的历法变化中可以窥见韩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一面。

多样性岁时风俗之简单化所带来的意义变化，其一是中秋节与端午的改变。中秋节与端午传统上都是以地方文化为基础的地方民俗，但后来因为中秋节被法定为国家假日，中秋便成为全韩国人的大节日。相反，端午的地位便相对衰落了。可见国家单方制定假日是对于传统节日的一种标准化与简单化处理，是对岁时风俗的扭曲。

其二是削弱了上元、七夕和重阳等的岁时风俗。这三种岁时风俗，从环境生态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以及文化生态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均未被列入法定假日，这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也很可惜。因为在多样化文化生态保存与继承的层面上，它们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产。根据工业化过程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要把失去了的文化面貌重新恢复是多么艰难的事。

制定国家假日时，一定要体现出这一节日的多种文化因素。相对于春节而言，以地方共同体为基础的上元文化被认为是次要节日，而重阳则被法规保护的中秋节所代替。这些现实警示我们，为保存文化的多样化，应该改变国家单方制定假日的方式。同时，反映地方共同体的节日不必非得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可以考虑定为地方性假日。这意味着，假日的制定方式从国家单方制定转变为多途径制定。比如，“江陵端午祭”与“法圣浦端午祭”，可以依大区假日原则定为江原道与全罗道的假日，依小区假日原则，则可定为江陵（江原道）与灵光（全罗南道）的假日。通过类似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目前平均化与单一化的节日体系恢复到丰富的具有独特意义的节日集合体。另外，我认为还可以考虑地方政府制定各个地区假日的方法。

在韩国的假日中，有农历４月８日释迦牟尼诞辰日与公历１２月２５日圣诞节。韩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把与宗教有关的圣人诞辰日定为法定假日的国家。我认为，这一点需要重新检讨。①

最后本文提出，要深入而细致地考察岁时风俗的变化。不仅应该注意时间观念的变化（采用新历法），同时还应考察政府政策的变化与都市化和工业化引起的变化等多种因素。比如，农业生产形态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对传统的评价和价值观的变化等等。受限于这次《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的要求，本文仅以“新历法实施与制定假日”为焦点探讨节日的变化，其他问题则是留待今后解决的研究课题。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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