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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政府采取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措时，问题就显得复杂得多。因为旧历年节岁时中固然有敬神、祀鬼等封建迷信的成份，但它更多的是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农时、祭祖、喜庆等息息相关。政府推行阳历、废除旧历的目的，即便是旨在扫除封建迷信，因这些迷信是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简单地一概废除。况且政府仍以强制性号令来废除民众惯行的日常习俗及旧历岁时节令，不仅显得不近人情，而且是粗暴简单的做法。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尴尬的局面：政府的训令、命令、布告频频发布，宣传大会、庆祝大会时时召开，而民众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从当时客观情景看，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从变革商家结帐日期、查禁旧历书入手废除旧历，并没有提出太多的批评;而对国民政府废除旧历岁时节令的做法，则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是颇值得注意的。国民政府废除旧历岁时节令的办法，根本漠视了旧历在中国沿用数千年并仍然有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现实。与旧历岁时节令相关，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祭祀祖先、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并且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仍然在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旧历岁时节令决非骤然能废除，而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对旧历节令加以废除、取缔、取消和禁止，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况且政府的强制推行，只是一种虽有效力但却短暂的力量，民众迫于政治高压或许会勉强听命，但一阵猛烈的振动之后，往往是习惯势力的反弹：“民国改用阳历，提倡过阳历年节，始尚举行，后督促渐懈，仍然趋重阴历，旧日习惯照旧存留。”(丁世良、赵放，1995d：193)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习惯和浓厚的民俗文化，国民政府意识到调适的必要，不得不寻求变通之道。阳历自身的科学性和便利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在中国流行起来;但旧历自身包涵有许多合理性因素，民众对它有一种实用的文化上的需求的客观现实，说明旧历是仍然生长在民众生活中的“活文化”，也不会轻易消亡废弃。正因如此，政府在推行阳历时，只能是逐渐剔除旧历中封建迷信的成份，吸收旧历中那些与农时、民俗有关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形成一种以阳历为主、同时参以旧历节令的真正的“国民历”，才能真正做到既顺应世界大同的趋势，又不失民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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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拙文：《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本文所谓“国历”，指阳历，即格勒果历;所谓“旧历”，指农历、阴历。中国农历严格意义上应该是阴阳合历，笔者为了行文方便，尤其为了与民国初期旧历与阳历并行的状况区分开来，统称为“旧历”或“阴历”。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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