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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今中外，崇日拜日之俗都有存在。中国的拜日习俗于史前就有记载，至辽代而大盛。辽代的拜日和尚东习俗一方面体现在文化制度（包括各种形式的朝廷礼仪和民间活动）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物质形态（包括皇室宫殿、寺观庙宇、普通民居等）上。作为后一种表现的载体，现存的遗迹或许使我们更能领略辽代拜日之风真实的一面。
［关键词］ 拜日；礼仪；形态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９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７２（２００５）０２－００３４－０４
一
太阳信仰在中国多民族的信仰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对于塑造我国民众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古发现，中华本土原始太阳的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在这一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中就有了模拟太阳光纹的彩绘，而在后来青铜时代的器皿绘饰中则出现了更多的太阳形象。远古时代的原始文化之中，遗留下许多这样的拜日痕迹。如广西花山岩画中有表现人们欢呼迎日仪礼的图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表现人合掌高举过顶跪拜日环的图画；据有关资料来看，最晚于尧舜时期，部落联盟就已形成固定的崇拜日神仪式。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这段时期的古埃及人、古墨西哥人、古西亚人都建有巨大的金字塔、方尖碑、石柱群等建筑，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太阳的崇拜。
我国古代的太阳崇拜经历了几个发展变化时期。远古时代，拜日往往是和拜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李道平，１９９４：６０３） 古人的观念中，日月这两大天体，分别为阴阳的代表。“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在时间上，日月分别属于白天和夜晚；季节上，分属春秋；空间方位上属东西，五行中属火与水。《礼记·祭义》所谓：“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做大事必顺于天时，为朝夕必放（仿）于日月”。（孙希旦，１９８９：６５９） 这种朝日夕月的祭礼，据唐代孔颖达解释说，春分日的早上于东门外祭日，秋分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日月祭祀的方式是：“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坛坎这两种物象作为日月的象征，坛在上，光明；坎处下，幽静。（孙希旦，１９８９：１２１７）
春秋战国时期，日月神分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秦汉以降，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汉武帝时，“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１９８２）行朝日夕月之礼。
恩格斯指出：“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恩格斯，１９７１：６７２） 远古人们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对自然体的崇拜，是因为他们能够给人类造福，从而将日月天体神灵化、人格化，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又使人们产生了改造自然的想法。古代大量出现的射日、逐日神话，反映了原始公社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认识自然又希望改造、控制自然的欲望。李白《古朗月行》：“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对于依赖于大自然的远古的先民来说，太阳意味着光明，意味着温暖，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希望。所以上古先民除了对各种神祇以及自己的祖先、图腾加以宗教崇拜以外，特别崇拜日月。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传统中，白族人民把太阳神东君奉为诸神之主。因为点苍山浪沧峰云遮雾障，东君“用大扫帚驱云扫雾，使阳光照临，万物兴旺”。（屈育德，１９８８：７５） 自周朝始，我国古代的太阳崇拜与道气说、阴阳说、五行说、天人合一说等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太阳又衍生出长生之神的职能，为道家的食气养生术服务。这是其他民族太阳信仰中所未有的。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是中国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姜太公助周武王平天下之后，来这里拜日神，迎日出，修日祠； 秦始皇曾两次巡幸此地，拜祭日神，求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也在此观日出，拜日神。这些帝王大臣通过拜日祭日的形式以求长生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拜日与养生结合的现象经三国一直持续到唐宋时期，只是细节稍有不同而已。南宋时，道教内丹派在民间兴盛，带动了拜日风气在民间的盛行。明清以来，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背景下，一些民间教派承原始太阳教遗风的民俗形态、道教内丹派以及宋明理学、佛教净土宗、禅宗等于一体，形成新的太阳信仰载体。它们继承了史前太阳信仰及各个历史时期与太阳信仰有关的思想观念、崇拜仪式，具有前所未有的杂糅儒、释、道和民俗混合为一的性质。辽金时期，拜日仪式渐由宗教文化、民间文化向制度文化转变，而辽代拜日习俗向来更为人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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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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