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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与今晨》的价值至少有下列几项：一、该文将当时浅龄十一的中国民俗学术运动的集团演进史和民俗学的个人研究状况，都作了具体客观的介绍。其中，有反省惋惜，也有鞭策期望，并且作了重要资料的目录。若论及中国现代民俗学术发展史的初萌阶段，它显然是颇为重要的文献。二、从该文所附小题《应德儒爱堡哈特博士、日儒小山荣三氏而作》，可知娄子匡和外国的民俗学者已有不少往来。三、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外国民俗学界的重视，曾先被以汉文转载于日本东京民俗学会机关刊物《民俗学》月刊五卷一号上，后又由德儒爱堡哈特译成德文，刊登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１日出版的德国学界权威《土俗学》（Ｚｅｉｔｓｅｈｒｉｆｔ ｆｕｒ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ｌｅ）杂志。这对外国了解中国民俗学界情况，有不少的助益。四、其上篇的末段有云：“一群致力于民俗学运动的同好，现正慢慢的集中于中国民俗学会，共同努力的前进，希冀著把中国底民俗学研究向世界推进。”而下篇的首段有云：“如今虽不见有若何惊动世界的著述，但是个人底毅力的采探，要是有耐久的苦功，恐也有东亚狮吼的一天底预冀。”末段则是有力的“中国底民俗学研究，正新发于轫；希望著世界的同工，携著手猛进！”四句呼告，非常鲜明地呈现了当时新嫩的中国民俗学界的朝气和抱负，颇具时代意义。
《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与今晨》、《指环考》随即被德国教授爱堡哈特（案：娄氏后来将他改译为“艾伯华”）译载于德文《宇宙》杂志。《中国新年风俗志》则爱堡哈特除了乐意为之作序外，并一再在德国《宇宙》杂志上推介，赞许为“是在前此所出版的关于中国民俗学的出版物中，要算最有价值的一本”。从此以后，一直到１９８３年夏爱堡哈特在美国去世为止，两人共谱了近５０年的珍贵的学术友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夕时局十分紧迫的时刻，娄子匡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仍在杭州独力发行《孟姜女》月刊。（王文宝，１９９５∶２４１）当时，北大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都早已相继停刊。《孟姜女》月刊的发行，不仅适时填补了民俗界无正式发表研究成果之期刊的缺憾，同时也显示出娄氏个人不畏艰难的个性，以及对民俗学术的执著与热忱。此外，《孟姜女》月刊的问世还具有另外两项意义：一是对２０年代初期顾颉刚带头研究孟姜女故事、以新角度大视野做民俗专题研究、开风气之先的敬佩与呼应；二是代表着娄氏个人自《晨曦》月刊、《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以迄《孟姜女》月刊，一系列文化事业经营的经验累积与理念坚持。
第二阶段：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５０年
这一阶段，抗战兴起，民生困乏，各地民俗学会的运作均停顿沉寂下来。不过，一心系念民俗学术的娄子匡却仍百般绸缪，利用到重庆参加党政训练初、高级班的机会，（陈益源，２００１∶１９８）联系战前中国民俗学会重庆分会的同工于飞、樊演，商讨如何恢复中国民俗学会总会。在他的大力奔走之下，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中国民俗学会总会终于在重庆再度恢复。会上推顾颉刚为会长，娄子匡担任副会长兼秘书。接着，他就以担任中央日报总务处长的便利，建请当时社长胡建中核准——以报纸四分之一的版面刊载中国民俗学会的机关刊物《风物志》，解决了研究暨发表园地的问题。板荡始识忠荩，危难方知贤明，娄子匡再度对中国民俗学界作出了存亡继绝的贡献。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之后，娄子匡回杭州，以他强大的活动能力，做了许多复员重建的工作。譬如：主办《浙江民报》，特别开辟并主编两个副刊：“一个叫《风物志》，专刊民俗学、民俗文学的短稿，还有长篇的漫画：《水浒传》、《林冲夜奔》、《宋惠莲》等，都是上海名画家绘制。还有一个副刊叫《未晚随笔》，内有《万家灯火》专栏，每天把夜市的风光以文艺笔调写出。”①《未晚随笔》由娄氏执笔撰写，写个人杂感及各地短波评论。至于《风物志》，则另具有一项重要意涵：到这一时期为止，已是他在物力匮乏的情势下，设法将中国民俗学会的机关刊物与各地报纸副刊结合，以图存复生的第三次。这种由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少年》杂志开风气之先刊登歌谣、１９２０年北京《晨报》首创开辟《歌谣》专栏、１９２９年杭州《民国日报》提供版面刊登浙江大学《民俗》周刊（王文宝，１９９５∶２３２）的“报纸杂志登载民俗作品”共生共荣的变通做法，到１９３２年娄子匡协助组成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有了极大的突破。娄氏在当时缺人缺钱的情況下，主导扩充民俗作品的发表园地。他奔走运筹，让中国民俗学会一口气和杭州、宁波、廈门、平湖、福州、漳州、柳州等七处当地报社签约，使这七地的民俗学会顿时都具备了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机关刊物——《民俗周刊》。晚年回忆此事时他曾写道：“‘没有银子，只有稿子’，也可以办七个《民俗周刊》，我做到了。七个《民俗周刊》是附刊在七家报纸，不花一文钱，就出在读者眼前，你相信吗？”②这种方式数年后由他带往台湾，使台湾的报纸副刊也成为民俗学会机关刊物的共生处所。这是中国民俗学史上不可抹灭的典型创造。至于长篇连载漫画，后来在台湾为了推广民俗知识，他也再度使用，产生了极佳的效果。
１９４９年５月，娄子匡到台湾。虽时局惶乱不定，他仍想办报。刚好当时《自立晚报》有意脱手，于是他偕有志一同的杭州报人郑邦琨等前往接洽。结果接办之事卡在钱款上，因为两人都没钱。后来，权宜变通，由当时与娄氏尚属堂小姨子和堂姐夫关系的仲有家小姐设法垫钱，自１９５０年２月１日起自原发行人周庄伯手中顶下《自立晚报》，郑邦琨担任发行人，娄子匡则当社长，主道社务。
他将原《浙江民报》的《未晚随笔》副刊改以“万家灯火”作为刊头继续刊行。原《浙江民报》已有的连环图画专栏（如：《宋惠莲》），由曹涵美主编图文，继续连载。而题以“中国民俗学会主编”的中国民俗学会机关刊物《风物志》，仍以大版面在《自立晚报》第三版刊行（后来版面有伸有缩，有时候少于四分之一版）。这等维系民俗园地的用心，多么令人感佩！
在绾摄报务的这段期间，娄子匡仍笔耕不辍：作品包括《未晚随笔》专栏的众篇短文（如《奋发！奋发！奋发！》）以及发表在《风物志》上的民俗文章（如：《关于急口令》）等。可惜后来因报上登载的文章触怒蒋氏政权，被下令“永远停刊”（事实上是：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起突然被令不许出刊。并受迫自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３日起转让给接手的新发行人兼社长李玉阶。在此之前，总共被迫停刊３１０天。）由于当时的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正在厉行所谓的“改造”，许多活动均受缩减，思想上也有严苛的禁制。这种时局大变化，直接造成娄氏新闻事业的挫断，间接则促使他逐渐脱离自抗战前开始的高阶党政官职生涯，回归单纯的民俗学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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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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