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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例子（信仰及其行为类）：
在《变》（娄子匡，１９５８∶１１）文中，娄子匡分别论述了：“人变神”、“人变另一个人”、“人变鬼”、“人变物”、“物变人”、“星、神、仙、变人或物”等六种民间故事类型。每种各举数例，然后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下列结论：
“变”的型式：有善变、恶变两类。
“物”的“变人”：有“益于人”、“害人”两类。
“变”的次数：最多四次。
“变”的模样型态：可变成人、动物、植物、矿物、天地间的诸般幽灵和现象。
此文的研究意义有三：
（一）娄氏发现宗教思想在台湾的民间观念里深具影响力。如：蔡鸳鸯神化后成为蔡观音；林默娘神化而成妈祖。
（二）娄子匡利用统计分析，发现伦理道德的观念深入台湾人心，每每成为“变”的“是”“非”天平。
（三）娄子匡经由统计分析发现台湾一般百姓乐于接纳“爱情至上”的观念。
第二类例子（惯习类）：
娄氏在本类的研究有一项很明显的特色，即每每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切入，不断地证明台湾和大陆在血缘及文化习惯上的源流一体，无法隔绝。这类论述，为数不少，就中尤以与许长乐先生合撰的《台湾民俗源流》最为明显。茲列该书《后记》几段文字，以为代表：
“写完台湾的岁时令节、传统信仰、喜庆婚丧的俗信与俗行，处处表现、处处流露出中原色彩和华夏文化传统……”
中原的民俗自然而然的传播到台湾，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证明，闽南和粤东的民俗，大量的甚至加强了的民俗行事，处处时时都能见之于台湾：眼睛一望，到处都是闽粤风光；耳朵一听，随时都有闽粤调。闽粤之俗，有谁能把它和中原之俗隔绝？更有谁能说中原、闽粤、台湾的民俗是沒有源流关系？”
“……虽然民俗也是跟著时代在变迁，有所移易；但是一按任何台湾俗信与俗行的来历和演变，便可看出血缘关系浓缩在台湾民俗之中，也就泯灭不了中原、闽粤、台湾的人们的血缘关系在深厚的台湾民俗之中。”
在《岁时丛话》书中，娄氏总共列论了４９个岁节民俗。先列举各地区的同异现象，然后用比较法、历史法、归纳法加以研究。
此书的研究颇具意义，谨略举如下：
（一）在本书《序》末，针对“元旦当天午前的祭祖仪式”，娄子匡经由比较各地（共有台湾、浙江、宁波等十个地方）的元旦祭祖活动，加上历代源远流长的惯习作证，得出“祭祖的意义，是慎‘远’追‘先’，更表现源远流长，有望于后裔的繁昌。所以行事之时，严肃、隆重、恭敬、诚挚，全发自传统的伦理思想”的结论，极具有说服力。
（二）书中，娄氏研究台湾“听香”俗行时拿了蒲松龄《聊斋志异》里“山东益都听镜”的故事、《曲洧旧闻》里“出听响卜”的故事、《挥尘录》里“梵俗元夕第三夜微行听语、黄生祥曾子固兄弟听卜均上榜”等故事传说一并比论，认为台湾之中秋夕听香之俗，殆非“特有类型”，且有可能系从《聊斋志异》变化而来。
除了这些研究方法之外，娄子匡还特别在该文之末论到“镜”在俗众心里的意涵和作用。他说：“为什么占卜之时，要有一面古镜？因为镜子原是法物，能照明，善恶诸般现象在镜子之中显现。中国人喻廉能官吏曰：‘明镜高悬’，意思是镜子富具严正的意义。其中更含占卜者本身的自鉴意识型态的是否严正；而严正与否，系于占卜结果的休咎。蕴著‘善有善应、恶有恶应’的劝人为善的道理。所以如果仅把听镜听香，只是看做迷信的儿戏，未免有单纯之感。”事实上，这些看法正点出了研究民俗、俗行的作用与意义。
第三类例子（故事、歌谣与谚语类）：
在这一类的研究方法上，娄子匡有三项相当不错的做法：
（一）在搜集材料方面，范围很广。
例如：要找寻他的曾叔祖娄云道光年间在台湾淡水厅仕宦的资料，他“先从台湾底许多文献之中做一次有关的搜集。然后便实地踏查台湾底北部和中部地区，也就是旧淡水厅辖区的范畴之内，在有关地点进行调查”。他总共亲身查过清朝新竹进士郑用锡的《北部园诗钞》、《淡水厅志》、《娄云报请设立义渡详牒》、《娄氏义渡碑记》、日本留存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淡新档案》、日治时期苑里文人蔡振丰修辑的《苑里志》、苗栗县苑里镇上北里福德宫前的《淡水分府娄示房里溪官义渡》碑、新竹市南门内娄云倡道的竹堑义仓旧址、续修明志书院旧址、创建学海书院旧址、建设沪尾炮台旧址、建大安口炮台旧址、娄云所颁布八条禁约的《淡水分宪示禁》石碑等等。据此，可见娄子匡从事田野调查之周详靡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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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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