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这首先要归因于叙述主体与叙述客体的分离。正如前文提到的，并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会成为叙述客体。成为叙述客体的历史人物往往在一定时期成为过统治阶级的一员或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社会的重要层面。而作为叙事主体的民众往往处于社会下层，他们深入不到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场境和历史事件的中心。而且，历史叙事总是叙述主体对先于叙述行为存在的客体的叙述。这样，主体和客体之间就存在着时间的距离、地理空间的距离和社会空间的距离。二者的不同时在场，使得主体对于客体的叙述、理解和诠释只能依靠传闻、想象和虚构，也就必然导致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理解、诠释偏离历史事实本身。此外，后一辈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又只能依赖于前辈人对于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当此后一辈人再成为叙述主体时，它与叙述客体的距离就更加遥远。

其次，还在于口耳相传产生的讹误。民众叙事往往以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形式演说和传承，声音信息的一过性常常造成误传、误记、失忆，导致信息在传播中的缺失与改变，也是民众历史叙事较多地偏离历史事实的原因。

第三，叙事主体的加工创作也会导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历史事实。不管是出于宣泄情感的需要，还是出于实施教化或者审美娱乐的需求，民众在对历史事实叙述、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讲述的过程中，会根据讲述者自身和听众的需要，利用自身的既有知识，自觉不自觉地对叙述客体进行加工或创作，结果就造成了叙事文本偏离历史事实。

我们从介子推传说的发展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将不同文献中有关介子推的记载按时代顺序排列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介子推传说中的情节越来越复杂，介子推这个人物的性格越来越丰富，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最早见于《左传》时，介子推不过是个看不惯世事的隐士，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加入了割股疗饥、龙蛇之歌、抱树焚死、遗书清明诗等情节。而随着这些情节的加入，介子推也逐渐成了一个忠臣，一个孝子，一个辞禄远俗的节士，一个功成身退的隐者，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一个忠而被弃、不得寿终正寝的悲剧人物。（张勃，２００２）

在这里，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集体无意识常常融会了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价值观念、是非观念、善恶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理想。它看似无形，却深深地潜伏在人们的心灵之中；它又往往超越时代和阶级的界限，“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荣格，１９５８）　只要看一看为数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说，就会发现，这些进入民众叙事的或者被传说化的历史人物一般都具有正义性、公正性、诚信性、忠诚性、悲剧性等，或者它们的反面。前者是民众理想的寄托，讴歌同情的楷模；后者是民众痛恨鞭笞的典型。民众在对历史事实叙述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中，已经自然地融入自己的感情，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意识、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或者换句话说，集体无意识在历史人物传说化的过程中成为对人物的历史事实进行加工和再创作的动力和标尺。就介子推传说而言，也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让民众在介子推身上寄寓了赞美、崇敬、同情等复杂的感情，也赋予了忠、孝、节、义的教化功能。当然，也就逐渐偏离了历史事实中的介子推其人其事。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历史人物传说是民众的历史叙事，其中既包含着历史真实的因素，但同时又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偏离历史真实的因素。不过，这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众的历史叙事中，不仅存在着历史人物的传说化，还存在着传说人物历史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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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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