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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科学与道德的区分，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而非本体论的区别，认知和道德之别，是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启蒙主义的产物，近代工业、科学把人与自然一分为二，才有康德星空中的自然律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区别，而在农耕时代和乡民社会，自然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所谓道德，就是追随着自然的节律安排人间的生活、构筑社会关系，这其实就是古人所谓天人合一，民众所谓“天地良心”。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所谓生态哲学的兴起，这种自然与人类、认识与道德的区分也遭到质疑，生态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要用自然伦理代替人道主义伦理。
正因为康德的二元论道出了现代性的真谛，因此康德才成为西方现代思想的教主。
民俗学作为一门典型的现代性学科，也承继了康德的自然和社会、认知和道德的二元论，如班恩说，民俗学所关心的不是农民用犁耕地，而是他开耕前举行的巫术仪式（大意如此），吕微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民俗学中贯彻这种二元论姿态，但私意以为，我们现在正应该对民俗学的这种与生俱来的二元论先见进行反思，而且，或者，在诸多人文科学中，也只有民俗学能够进行这种反思，进而对我们认识现代性和现代学术的局限性提供光亮。
二元论对于民俗学的影响之一，就是导致民俗学者忽视民俗活动和民俗观念的自然的和认知的渊源，乡民和先民的许多在主流社会看来似乎荒唐无谓的行为、叙事和信念，其实都是有其自然的和科学的基础的，而并非无中生有或者故弄玄虚的巫术、神话或者信仰，信仰的背后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实践，但因为我们的学者囿于二元论，缺乏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切洞察，因此往往无法窥见那些所谓信仰和民俗背后的科学和实践背景，因此就把它们视为巫术、神话和迷信了。
如此以来，民俗学家自以为在为民间请命，为民俗呐喊，其实，当他们把民俗的自然纽带割裂了，也就把民俗连根拔起了，因此，民俗学者的为名请命，可能恰恰变成了要命的勾当。
比如说，传统节日庆典中的大多数行为，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岂止他们最初都是农耕先民适应自然节律而无意识的适应或有意识的制度建构，但我们的民俗学者不明白各种缘由，往往从信仰的角度解释这些岁时节庆，这种解释可能恰恰给“破旧立新”活动提供了借口。
【刘宗迪】
倾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冯氏言及道教方术中的科学因素，而及于科学与巫术和神话之别，并引美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桑塔亚那为说，颇能体现现代思维之二元性成见，兹转引如下：
尝谓科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注重确切，一方面注重权力。唯对事物有确切之知识，故能有统治之权力。道教欲统治天然，而对于天然，无确切的知识，故其对于宇宙事物之解释，不免为神话，其对所用以统治事物之方法，不免为魔术。然魔术尝为科学之先驱矣。……桑戴延那（即桑塔亚那）谓科学与神话之分，不在其价值，亦非科学之研究，需要较大的天才。科学与神话之分，在于神话归于不可实验之观念，而科学则归结于规律或概念，此规律或概念，可于吾人经验中实验之。
按：科学与神话之分，是现代科学赖以自我确立的基本前提，其实只是现代科学赖以获得权力（话语权和支配资源的权力）的辩护策略之一。实则，科学与神话，很难一刀两断，科学中有神话，神话中有科学，科学与神话不但有历史上的渊源，亦在结构上互补，科学在其能够认知能够达及的边界之外，不得不编造神话，比如所谓大爆炸学说，如霍金等的时间学说，其功能与古代神话的宇宙创生故事正是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在于古代神话使用的是形象的、叙事的、拟人的语言，故成其为Myth（故事），科学则使用抽象的、推理的、数字的语言，故成其为science（学问）。至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更往往是披着学术外衣的神话，许多人文学术，其实无非是原始乃至野蛮的神话在现代的继续，如历史研究与族群认同神话、党史研究与救世主神话、发展研究与乌托邦神话等等，而诸如此类的研究，由于熟练地操练着实证的逻辑的话语，因此给神话蒙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是神话更具有欺骗性和似真性。而我认为民俗学能够对人类的福祉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它拥有洞穿迷雾的慧眼，消解神话的利器，因为民俗学深谙神话和巫术的发生机理，深知神话之基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因此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故能够发现神话，并能够区分出好神话与坏神话。民俗学应该是驱邪逐魔的法师，在它面前，妖魔鬼怪无处隐身。顾颉刚先生盖即此道高手矣，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用歌谣的眼光看歌谣，用宗教的眼光看经学，即顾家之杀手锏，然此道自顾氏一显江湖，竟成绝响，民俗学中人，非但丧失了消解神话的功夫，反倒越来越参与到了编造神话的大合唱之中，大概是因为人云亦云总比特立独行更少危险更能保证饭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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