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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微（1952- ），男，山东莱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刘宗迪（1963- ），男，山东即墨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刘宗迪（1963- ），男，山东即墨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施爱东（1968- ），男，江西省信丰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讲师。北京，100732。
【施爱东】
吕微说：“民族志、民俗志的写作者必须放弃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价值姿态，而置被调查者以平等的对话地位，学习苏格拉底，自称是全希腊最无知的人，也学习孔夫子入太庙，不耻下问。”
这大概正是从不田野作业的书斋学者的田野想象。
现实中，我们看不到所谓“居高临下”的田野研究工作者。一个田野中没有实际生杀予夺权力的居高临下者（有官方背景者除外），在被调查者眼中肯定被折射为一个可笑的外来者形象，这种存在状态不仅很难干扰被调查集体的生活状态，反而会成为被调查者的集体取笑对象。大家笑完之后，生活中除了平添几个“某干部”的笑话之外，当然是复归于平静，因为居高临下者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
反之，我们中间大部分的田野工作者，正由于有着太多的、不切实际的人文关怀，抱着“体验的”而不是“观察的”目的，他们主动地与被调查者打成一片、努力地消除被调查者对于自己的陌生感。这种努力甚至远远有过于“居高临下者”的危害。要知道，越是所谓“平等”的姿态，越是要求融入并体验对方生活的努力，对被调查者的生活的干扰越大。
只要你认为田野作业还有必要，你就不可能不干扰田野；只要你认为社会领域还有规律可以被认知，你就不可能摆脱方法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既能达到对于田野的最深切的认知，而又能做到尽量地不干扰田野。
第一．田野实践中不存在理想主义的平等。
我们必须正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现实不平等关系，他们在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前途命运、现实考虑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无法通过内心理想去消除的外在的权利和义务。也许我们都还记得李春波的《小芳》。当那个男知青与“小芳”姑娘恋爱着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明白，他最终将要抛弃小芳回到城里，但是，他的短暂的平等幻象，使他开始了与小芳之间的爱情，最后呢？男知青回到了城里，而生活已经被扰乱的小芳却还在乡下。倒还不如男知青从一开始就坚守着他的“不平等”的理智，与小芳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说，田野研究者最好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冷静的旁观者，最好不要融入对方的生活，不要掺和地方事务。
如果我们很认真地把所谓人文科学界定为就是纯粹的道德科学，我们就不必考虑方法是否科学，也不必考虑顾颉刚所谓的“求真”问题，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田野作业，因为人文世界不存在也不需要“真”，只需要“善”与“美”。于是，我们只须通过自省来求善、求美，然后把它贯彻到生活中去。但是且慢，一旦你贯彻你的理念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在干涉别人的生活了？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自省的善与美推销给别人，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自省。所以，我们也不能有人文关怀，因为你一关怀，就介入了别人的生活。而且，你关怀得越多，你对别人的介入也越多。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与“关怀”恰恰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绝对的平等带来的是什么？是绝对的混乱和无序。秩序是基于不平等而建立的，没有层次差别，也就没有秩序可言。
平等是一种理想，是我们不断追求着的“渐近线”，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而不平等才是一种现实，是我们的田野工作中必须正视的现实。
第二．平等的姿态是对话的策略。
我们是应该工作在纯粹的理想中呢？还是基于现实，追求理想？我选择后者。吕微为了宣传“平等”理念，举了两个最不恰当的例子：“学习苏格拉底，自称是全希腊最无知的人，也学习孔夫子入太庙，不耻下问。”殊不知这两个例子正支持了对吕微的反动。
孔夫子是最入世的一个人，是社会“实验”的最伟大的提倡者。他一生奔走，目的恰恰在于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而他的理想，恰恰是建立在等级观念之上的。他也提倡君与民的“对话”，努力于协调两者关系，但他的协调方式正是基于对不平等的肯定和正视。
苏格拉底自称是全希腊最无知的人，他真的就认为自己最无知吗？恰恰相反，正因为他知道自己比别人更智慧，所以他好为人师，天天坐在桥头诲人不倦。把自己摆在一个“无知”的位置，不是苏格拉底的自视，而是他的策略。他把拳头收回来，是因为他想更有力地打出去。平等对话是苏格拉底摆出来的一种姿态，他从来没有被别人牵着鼻子，从来没有试图迎合对方的意图，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理性，以平等的姿态，进行不平等的对话。平等的是人格，不平等是思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田野工作者必须保持与被调查者的适当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思想上的。别忘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时候，下面还有一句“择其善者而从之”，当孔子“师事”对方的时候，他是以一种极度谦虚的姿态进入对话的，而当孔子“择”其言的时候，他是不是仍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当然不是，他显然是把自己的思想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择”的。孔子说“不耻下问”，我们常常把它当作孔子谦虚的表现，殊不知，这句话本身就暗含着巨大的不平等，什么叫“下问”？上和下的关系是在谁与谁之间展开的？
把田野作业视为一种对话，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若说这种对话必须基于“平等”，那就得具体分析了。如果说，平等是基于人格意义或者精神意义上的概念，作为一种观察者的姿态，我完全同意，这与我提倡的实验观察方法没有任何冲突，田野作为“实验场”的概念依然能够成立。但如果说，平等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对等与接受，我反对，理由如前所述。
基于以上分析，我同意吕微的田野对话观，但这种对话不是“平等对话”，而是“策略对话”，而“实验”正是“策略对话”中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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