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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迪关注的是终极目标，我关注的是实际方法。因此，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从有意义的形式（包括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所提供的各种民俗信息）出发，通过一整套合乎逻辑的、科学的方法论步骤，获得对于民俗传统及其意义的认知。
按照宗迪的理解，民俗学者可做的工作有许多。但是，没有谁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所有的有意义的工作中，所以，任何一个学者都应该在意义的网络中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网点。比如，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反对别人“关注传统的当代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但我自己无力也不愿参与其中，我对当前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想埋头做做民间叙事的研究。诚如宗迪对我的工作的评价，“爱东的立义则没有这样高，爱东仅仅是把形态学研究作为一种最便宜的、最能够获取有效性知识、最能够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有效沟通和讨论的研究途径加以强调。”这话确是知人之言。
吕微在一次讨论中说到，五四时期的民俗学家们在开创这一学科的时候，他们对于下层民众有一种学术“原罪”的意识。这一见解确实很精到，用了吕微的这一眼光去看，《歌谣》周刊和《民俗》周刊中，处处能读出先贤们的这种原罪意识（只要看一看顾颉刚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演讲词，就能知道这一意识是多么的强烈）。
但是，民俗学如若要建设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就一定要有一批民俗学者能够从启蒙立场走向科学立场，抛弃这种带着浪漫情怀的“原罪”意识，换以科学方法作为自己的阐释手段，发掘和认识各种民俗存在及其意义，从而满足人类“解释”的生存需求。
我不知道我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具有某种“人文关怀”，起码在我的自觉意识中是没有的。正如吕微所说，我的实验报告“让被试者发言只是为了求得更加客观的知识”。在我看来，科学本身必须是超乎伦理的，否则，它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与科学成果的滥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伦理所约束的，不应该是科学的发展，而应该是对科学成果的滥用。这种观点，在宗迪的上一个帖子中也表达得很清楚了，宗迪在对吕微的反击中说：“这笔帐似乎应该算在野心家和专制政治的头上，而不应该算在传统和共同体的身上”。
【施爱东】
宗迪在评论我的工作时说：“形态学研究只是实现释义学研究目的的手段，就像物理公式只是解决具体工程问题的手段、代数学只是算术的手段一样。当然，就具体的学者个人比如施爱东而言，则完全可以把手段当成自己的目的，并被其他关注释义学研究的学者用为手段，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完全同意，接下来我想就着这段话的意思生发出去，谈谈我对于手段和目的的看法。
在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态学研究、共时研究、结构主义之间，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也即认为客观存在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性结构规律。但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典型形式的“后”现代主义首先要消解和修正的，就是这种普适性的原则。“后”字一旦成为“某某主义”的前缀，大致都是想表达“反”的意思。一般认为，所谓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既可看作是对现代性的部分延续和调整，也可看作是对现代性的一次自觉的批判和反动。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生长是以现代性为前提的，它的出现和兴盛有自己的现实土壤，也就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中国人文学界标榜的所谓“后现代”，说穿了只是对西方学术思潮的邯郸学步，大多数都只是无病呻吟，只能在西方的语境中绕来绕去，很难落实到中国现实的学术研究中。
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有意味的现代性成果，我们又如何去“后”现代呢？一种没有实际土壤的玄学，无论多么壮观多么华丽，它终究是一幢空中楼阁，甚至只是一幅海市蜃楼。
我在前面论述过，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其实可以是一种智力游戏。相同的游戏相同的规则，在不同的游戏者手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玩法。你走五七炮，我走反宫马，这游戏才能玩得起来。如果我们只懂得亦步亦趋地去邯郸学步，他走三步虎，我也跟着三步虎，他走边兵，我也跟着走边兵，我们就永远比别人慢着一手棋，永远也得不到对手的尊重。所谓的东西方对话，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互利与对等。据说1980年代，许多苏州女子喜欢学上海女人赶时髦，每每学得有点样子，人家上海又换新花样了，怎么赶也赶不上，上海女人不仅不感动，反而把苏州女子当乡下人来笑话。
今天，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什么叫做后现代，当我们终于能说清楚的时候，西方肯定又有了新的主义和新的思潮。今天的哲学是现象学的天下，明天的哲学将由谁执牛耳，恐怕上帝也不知道。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台，每每各领风骚三五年。昨天是现代性，今天是后现代，不出十年，“后”现代一定也会被“后－后”现代所取代，并且一定会被后－后现代批得体无完肤。
赶时髦者，必将为时髦所抛弃。学术发展，只能基于我们已有的成果，“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按我们现有的条件去展开，而不是随西方的潮流而漂浮。中国有许多西方所没有的学术资源。我们有浩瀚无际的历史文献、笔记小说；我们有掘地三尺得来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我们有多姿多彩的活态史诗和数不清的民间故事家……我们本该充分地利用前辈学者为我们积累的各种知识财富，不断地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并合乎逻辑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获取新知。至于西方的这个主义那个思潮，则是我们应该了解和理解的，否则我们就失去了与西方对话的基础。但是，我们未必要亦步亦趋地去追逐它，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才能拥有对话的力量，得到对手的尊重。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欣赏陈泳超的文章，尽管他对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了如指掌（这从平时的闲聊中就能看出来），但他在论文中几乎从不生搬硬套这些东西，他只是尽可能地搜罗论题所需要的材料，严谨地加以甄别和使用，合乎逻辑地做出推论，详加论证，他似乎并不需要硬引一些名人的理论或语录来为自己的观点壮胆。相反，他的《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民俗研究》2002/3）只是利用一些并不复杂的普通逻辑，就能挑翻一些基于现代西方神话理论而建构的经典或准经典论著。材料与逻辑是人文科学研究最有力的两条脚，这两条腿站稳了，再差的论证也差不到哪里去，反之，如果这两条腿站不稳，再花哨的理论也无济于事。正如力量、速度与敏捷是习武之人最根本的素质，这些基础打好了，无论是长拳、花拳还是太极拳，都能打出非凡的气势来。这就是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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