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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还没有成为大作家的毕飞宇，光荣地承担了生产队放鸭子的任务。如刘宗迪言，他有着一次失败的数鸭子的田野作业，困惑、失败、惶恐。毕飞宇在生活中是和鸭子最贴近的人，他都不算是土著之学，谁更土著些？肯定不是作为统治权威力量出现的队长，或者作为“游客”（或看客）的其他队员，更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民俗学者。在施爱东和刘宗迪之间，我相对比较赞同刘宗迪，不过觉得田野与生活本身有差距。一旦某一部分生活成为了学者的田野，它就不是生活本身了。我觉得解读土著视野中的生活，如同格尔兹所谓阐释之阐释，是可以做到的；民俗学者变成土著本身，如何做到？刘宗迪去放鸭子？！做鸭主人吗？！尽管刘宗迪在民俗学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放鸭子未必在行吧。既然我只是8岁的毕飞宇，成为不了鸭主人，活的鸭子也不愿意成为实验场中的小白鼠，该怎么数呢？
接下来的情节里，毕飞宇想带着自己的鸭子在地球上走走，就从乌金荡进入了大纵湖，然后天黑了，鸭子不见了。我作为民俗的初学者，就像8岁的毕飞宇。我的田野就像毕飞宇之数鸭子，我希望不仅掌握鸭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数鸭子的方法或者能力；然后我也想带着它们在地球上走走，再成功地和我的鸭子们一起回到王家庄，求两位老师支几招。
我迄今不相信能找到一种实验方法或实验内容能够避免“对他人自在生活状态的干扰，对文化多样性乃至自然多样性的遮蔽”，除非拿出来一个方法大家看看，在完成学术目的的同时，如何不干扰、不遮蔽，维持田野中他人的原生态。而做到尊重理解“人们的条件（传统）以及他们基于这种条件而形成的制度、文化、文本、风俗等等”、以及自省、宽容同情的确都是是田野的基本前提，刘宗迪说得好。
我这样理解我经历的田野。作为调查者，我自身是“我”，田野的对象对于我是“他”，我所要做的即记录其言行，其“自在生活状态”，以及他自身对于其生活的理解和发挥。然后我得到的调查内容是“我眼中的他”，我的解读是“阐释之阐释”，作为调查者，本无纵横捭阖发挥的余地。可以设想一下，作为生活本身的田野，田野的对象由“他”转为“你”，首先要撇清生活中“你”和“我”的兜兜绕关系就十分困难。“我”和“你”是互动的，相互影响，在对方的影子之下，这个田野该怎么做法？作为实验场的田野，以我之愚钝，觉得看到的对象可能不是生猛型的，可能会缺失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民间故事或者歌谣，本来就有表演性，在实验中怎么保证这部分资料的完整？想证明可行也十分简单，拿一份成功案例出来看看就好。
调查者对田野的冲击，我有切身体验。去年的圣诞节，我去调查一个基督教乡村教堂的节日习俗。踏着冰雪而至，已经是下午两点多，教堂院子里节目单的节目接近尾声，然后按往年程序，应该表演完毕然后集体祷告各自回家。教区的执事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远道而来客人的欢迎，临时决定晚上再领圣餐（中午已经领过了），晚上守夜且表演即兴的节目。在调查中，还遇到过其他民俗学者主动干预田野的事情：帮村里修家谱，后来无功而返，村民颇有怨言等。在我看来，帮村里修家谱，就已经把田野对象从“他”摆到了“你”的位置，干扰太强烈，并不可取。我并未否认在田野中双方的互动，既然双方之间有田野关系，那么，田野和调查者都是主动的，都是活跃的，复杂的，相互影响无从避免，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变形”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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