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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依据共识与逻辑建立起来的知识就一定是可靠的吗？答案却不是肯定的。因为共识本身只是主体之间达成的一致认识，它并不是事物的真相本身。比如，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端午的龙舟竞渡是源自于对屈原的纪念，基于这一共识可以生发出许多的学术讨论，但是，闻一多的《端午考》却打破了这一共识，于是，建立在"纪念屈原说"基础上的学问基本上就坍塌了，闻一多的新观点又成为我们新的共识，但是，今天我们发现，闻一多也靠不住了，于是，我们又得从头开始。反观整个学术史，我们的人文科学就是在不断的"达成共识—推翻共识—达成新的共识—重新推翻共识"的循环往复中蹒跚着发展的。也就是说，"共识"其实是一种可以反复更换的"游戏道具"。
如此一路追问下来，我们最终会发现，所谓的人文科学、所谓的学术研究，其实只是一种游戏方式。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其实只是一帮专业化的"学术玩家"。
学科领域就是游戏种类，学科理论就是游戏道具，学术方法就是游戏规则。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分别执着于不同的游戏种类，使用不同的游戏道具，但是，却遵循着大致相通或相近的游戏规则。
一种游戏是否具有足够的魅力，主要看其道具与规则的配合是否能生成足够多的变化、具有刺激人类智慧的活力。一种高级的游戏总是要吸引一批高智商的游戏玩家。游戏没有足够的活力就难有高手的加入，游戏本身以及游戏玩家的工作也就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与尊重。
我有一个学生叫许银川，下棋的人都知道，当今中国象棋界的顶级国手。他曾经向我讲过如下意思的话：中国象棋发展到现在，棋局的变化已经快要穷尽了，即使像他这样，也可能几年都创不出一手新招，国手间的过招，现在只能比状态和经验，如果一个棋手打定主意不想赢棋，他要逼和对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听了这话我有点失望，我还以为中国象棋真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现在看来，如果不改变下棋的规则或边界，中国象棋作为一项国家级的体育运动，恐怕也快要走到尽头了。
游戏在其运作过程中总在不断穷尽规则之下的各种玩法，一旦玩家把一定规则与道具之下的游戏花样玩尽了，游戏就会变得缺少活力，很难再吸引高智商玩家的加入，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潜在市场。这时，部分地修正规则或者变换道具，就成为游戏重焕活力的必由之路。学问也是这样。经史子集被我们翻烂了，我们就得试着下田野；田野中困惑不前了，我们就得考虑回归文本；历史学家们忧心忡忡地尝试着下田野的时候，民俗学界却有人正嚷嚷着要告别田野；东方的现代性还刚刚开始兴起，西文却时兴"后"现代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若是一种学术游戏被一帮学术共同体玩到了没有任何新意，负责任的玩家们就必须重新考虑这种游戏的规则与道具，寻找一种新的玩法或新的游戏。
八十多年前，王国维率先提出用纸上之材料（传统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发现）相互参证的方法进行古史研究。一粒棋子的增加，使得史学研究能够在传统的文献游戏之外，别开洞天，大大地拓展了原有的游戏空间。随后，顾颉刚在此"二重证据"之外，又加上了一条"传说"的史料证据，使得1920年代成为了中国史学的革命新时代。在此基础上，顾颉刚提出了层累造史的假说，开始了对整个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阐释。今天，当古史辨派逐渐穷尽了它的学术活力之后，疑古的游戏就逐渐成为了历史，新的历史人类学派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史学游戏。
人文科学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竭尽既有学术资源，发明新的学术话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任何一种新的理论的接受过程，都是一次游戏道具的增加或游戏规则的变更过程，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游戏方式。
在民间文学界，所谓的"四性特征"等理论术语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学科共识，但是，基于这些共识所能生发的学术游戏早已经发挥到了尽头。旧的理论术语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了。面对同一块学科领域，同一个学术对象，旧的话语体系已经无法借用以训练新生的学术力量。我们只有更换新的游戏方式，才能继续我们的学术游戏。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缺乏新的游戏道具，也不知道具体的游戏规则与整个知识界普遍的游戏规则将如何接轨，才能让整个知识界认为我们的游戏具有游戏的价值。
那么，一个学科领域的新的游戏规则又将如何制定？它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呢？
评判个体学术能力的标准，是个体对于当下游戏的熟悉程度，以及运用游戏规则的灵活程度。尽管从今天的故事理论来看，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已经失效，但是，顾颉刚在他那个年代所具有的理论条件下，把当时的人文科学的游戏规则灵活运用到了几近极致。在这一点上，他是特出于同时代的其它史学与民俗学同仁的，所以说，大师及其经典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同样，评判一个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准，也只能是在"共时的价值体系"中间得到确认。也即只能在与兄弟学科的共时比较之中得到确认，而比较的标准也只能是这一时代的共时的价值标准。在当今这个"科学的时代"中，我们只能以"科学标准"来作为我们制定游戏新规则的第一出发点，重构具体学科的游戏规则。舍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生活在这一科学的话语空间，完全舍弃科学，就等于揪着自己的头发要求离开这个地球这个时代。所以说，民俗学如果拒不使用这一时代的通行话语，就等于自动放弃了与其它学科对话的基础。这不是媚俗或者从众，而是生存与立足的实在基点。
从学术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纯粹就是一种徘徊于不断建设与不断破坏之间的循环游戏。一种新的游戏方式的确立，往往是建立在对旧的游戏方式的破坏之上；新的游戏方法的积累过程，同时也是这一游戏不断走向"熵增加"的过程，当游戏的新鲜花样趋于穷尽的时候，游戏的熵也趋于最大，也就意味着这一游戏不再具有生机和魅力了。但是，旧游戏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游戏活动的终结，事实上，任何扰动产生的蝴蝶效应都有可能引发新规则或者新游戏的产生。
这就是人文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是在不断地破坏旧的文化格局，催生新的文化格局，如此循环往复。民间文化研究亦然，即在不断的破坏之中不断催生新的生态平衡。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至于人文科学的实用价值，那更多的是被我们人文学者的当下话语构建出来的想象图景，是我们用来争取国家资源的一种托词。国家也深知这种价值的虚幻，于是，每年不多不少的给点经费，以平复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心理失衡。民族国家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从来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越是太平盛世，人文科学越是发达，但是，国家越无需在意人文学者研究工作；只有当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时候，国家才会要求人文科学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向社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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