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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吕微在前面说到：
后现代学者的基本素质不应当如宗迪所描述的：同情他人的能力——而是能够具有与他人平等对话的能力，能够虚心倾听他人倾诉内心世界的能力。如此说来，我们也就可以给予“田野”以一个后科学时代的定义：田野不是检验科学假设的主体场所，而是主体之间的对话空间，田野不是仅仅环绕着被调查对象的单层次的语境空间，而是把被调查者和调查者都包括在内的双向度的语境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田野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因为生活世界无须我们专门为其设定条件。
吕微从主体哲学的角度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和民俗学的可能性问题，一下子就把问题问到了根子上，但窃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困境也正在这里，要走出这一困境，也许正需要我们首先回到主体之前。最近看韦尔南的《神话与政治之间》，书中关于希腊学术谈到两点，对于我们认识希腊科学亦即原初科学的真谛颇有启发，对于我们思考民俗学应该成为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有参考价值：
第一，希腊的自然观，即在世的存在。希腊自然观和近代自然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希腊不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对立，对于希腊人而言（其实对于民族的古典时代都一样），人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观察和研究自然的目光本身就受其在自然中存在的引导。因此，对于希腊人，不存在主体与客体如何沟通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希腊人来说，人与世界的沟通或者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不成问题的。我想，这就像一个婴儿跟母亲之间的沟通不成问题一样，因为婴儿和母亲之间存在着超乎语言和目光的血肉联系，而近代认识论视野中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则似乎变成了两个正在恋爱的成年男女之间的关系，两个背景不同、性情各异、原本毫无相干、各怀鬼胎、既对对方充满欲望和又满怀防备的个体之间要相互沟通甚至要"携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爱情"就成了小说这种近代文体的永恒主题，从心态史的角度讲，正如科学纯属近代人的发明一样，爱情也大概主要是近代人的一项伟大发明）。而后现代科学观和知识观则追求自然的“复魅”，似乎正在重新向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母子关系回归，人类试图重新皈依自然母亲的怀抱，就像一个回归家园的回头浪子，问题在于，人类是否能够找到回归的路？我想，民俗学的知识价值之一，就是能够为人类向自然的回归提供一些可资凭借的线索。民间文化的多样性扎根于地方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中，自然多样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希腊的个人观，即共在。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个体或主体，即笛卡尔的与客体面面相对的"我思"或莱布尼兹的互不相干的"单子"，纯粹是近代的产物，古希腊还根本不知道如此这般的人，当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他的意思是说，人只有在其政治共同体中、在其城邦中，在其社交圈子中，才成其为人，人本质上就是作为与他人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共在"而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否认人的个体存在，韦尔南指出，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不应该在近代主体哲学的自我反思（我思）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人正是在与神、与人类共同体的关联和区别中成其为自己的，因此，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要认清终有一死的人相对于神的有限性，认清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即明确自己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和责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名分），从而勇于承担自己的命运。因此，希腊人从来就没有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共在理解自我，对于希腊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唯我主义以及如何超出唯我主义的问题。只是随着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尤其是随着近代工业化对于传统社区和人际纽带的破坏，人才成为孤立的自我，唯我主义才成为人生存在的基本姿态，而如何超越自我达到与他人的沟通才成为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古代自我和现代自我之间的这种区别其实可以粗略地与传统社区尤其是村落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区别相比。在乡场上，乡亲们经常是按照相同的时间、出现在相同的地方、干着相同的事情并怀着相同的希望和焦虑，不同的人们却是按照大致相同的生活原型和生命轨迹运行，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同时也就认识了自己的邻居。此外，在乡村社区中，由于生活空间的开放性，人与人之间几乎是透明的，没有隐私可言的，谁谁谁家里的那点子事情，邻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这样的社区中，根本就不存在人与人的沟通的问题，问题倒是如何在邻居面前隐藏自己。而在城市社区中，甚至住在对门的人都是无法沟通的（就说我自己的经验，在现在的房子住了将近一年之后，我甚至还不知道邻居甚模样，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完全不相重合，因此几乎没有碰面的机会，倒是邻居家里的那条狗，早就熟悉了我的气味，我也熟悉了它的声音，因为每当听到我开门的声音，那生灵就会用它热情的吠叫跟我打招呼）。
在传统社会或社区中，人与人之所以无需努力就能沟通，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存在着一些像语言一样恒久、稳定、深邃和广袤的东西（传统、原型、规矩），正是这些东西，让人与人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成为可能，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像心心相印的朋友一样，相视一笑、莫逆于心。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城市社区中，这种经由漫长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这些恒久、稳定、深邃和广袤的东西都土崩瓦解了，人们不再是植根于同一片沃土中的根脉相通枝叶相连的树木，而成了被移植于不同的花盆中遥遥相望的植物。正是在这里，民俗学的人文价值得以凸现，我认为民俗学作为一门关怀传统的学科，应该能够对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做出贡献，但是，我认为这种贡献不太可能像吕微所说的那样，通过使学科本身投入到对话中、把田野作为对话场、把学术研究变成对话活动而得以实现，因为我觉得这种对话可能仅仅是学者的一厢情愿，而且很可能把学术研究变成写小说。窃以为民俗学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发掘和重建那被现代化瓦解了的、使对话成为可能的传统来实现，也即是说，民俗学所关心的不应该是民众的个体或群体（因此，我认为诸如"谁是民"、"谁是民众"之类问题并不是民俗学的元问题）以及与他们的对话和沟通，而是超越于、独立于、先于民众的传统（风俗、语言、叙事、仪式、神话等等），就像语言学所感兴趣的不是说话者和话语，而是语言（音韵、词汇、语法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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