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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宗迪认为民俗学应该“通过对于传统的研究和阐发，为在知识界促成尊重传统文化和民众智慧的共识、从而克制社会科学和知识精英的虚妄、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做出贡献。”
我完全同意。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具体的方法与策略，我们还能通过什么途径来与知识界达成共识，从而克制虚妄，达到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这也是吕微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用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在经验研究中还可能有什么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法么？”
我们有可能仅仅用“精神性”和“人文性”去和知识界对话吗？如果没有建立在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之上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只有破碎的地方性知识的经验描述、只有抒情式的来自生活的心灵感悟，我们的工作和浪漫诗人的采风写真有什么区别？我们以什么理由让知识界相信民俗学者比普通人“更接近活泼泼的民众的生活、文化和心灵”呢？
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把一种提出的知识论点断定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趣的、难以相信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取决于谁提出这一结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进行和它是如何完成的。……在对知识论断做出反应时，正是科学共同体本身赋予了发现与境（语境）以决定性的地位。”[5]所有已经出版的语言修辞，都是待确定的知识，知识是知识界对于既有修辞的一种选择。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多如牛毛，出版不再被视为知识的成型，知识的成型被认为是一种被接受的过程。
那么，民俗学将何以成型？也就是说，民俗学将以什么方式来谋得知识界的普遍接受呢？顾颉刚钟敬文们已经去世了，我们在知识界已经没有了“谁”的优势，我们只有在“哪里进行”和“如何完成”的问题上争取知识界的尊重，也就是说，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必须先从方法与形式上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可，我们的生产内容才有可能被知识界所认可，进而通过平等的商谈而成为“知识”。起码在现阶段，知识界对话与商谈的基础是科学与理性，舍此没有别的尚方宝剑，采风式的心灵感悟只能被学术界放逐得更远。
许多哲学家把人文科学界定为道德科学，这只是一种人为的规定性，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人文关怀可以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却无法成为我们的现实手段，事实上，任何舍去手段的终极追求都将以失败而告终。正如共产主义在他的实现过程中，不可能排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所以我们终归还是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代跌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和宗迪一样，对现阶段的大部分田野成果大不满意，但是，我们的不满并不基于同样的理由。宗迪的不满在于学者们“把科学性当成了田野研究的追求目标”；我在《告别田野》中也是持这一观点，但是，更多的阅读与思考之后，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我们追求了科学的什么？如果说，把科学性当成一种信仰追求，那么就如宗迪所说，科学只是成为一种修辞和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科学方法视为一种操作工具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现行的田野作业，我们的失败恰恰在于学者们没有经受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训练。
追求科学意义和追求科学方法是两回事，前者是对于学科地位的语言修辞，后者是具体操作的技术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大多数已有的田野作业走的恰恰是“非科学”的道路。也就是说，我认为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问题是在于科学方法的不足，而不是科学信念的过度。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认识。
注释：
[1] [俄]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2－535页。
[2] [英]F.A.哈耶克：德文版（1959年）前言，《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3]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转引自刘大椿：《科学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5]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3、14页。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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