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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爱东原本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也是，而且学的都是大气科学。大气风云变幻，原本是最没有谱的，实际上，迄今为止，气象台尽管配备了气象卫星、气象雷达等等高精尖的技术，预报精度大大提高，但归根到底，仍没有摆脱统计科学的水平，和乡下老农的天气谚语比起来，只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区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再往前追溯，其实和算命占卜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过去的钦天监用竹筒或铜管窥天是占卜，现在的气象学家用气象卫星观天同样是占卜。
这其实正体现了所有自然科学的本色，自然科学原本就源于占卜，因为人相对于大自然何其渺小，而渺小的人要认识大自然无异于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知也无涯，而生也有涯，人类只能保证其关于自然的知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相对有效性，而无法保证其绝对有效性。这一方面，建议有兴趣的去读读庄子，他老人家早就把这个意思说透了。
但是，随着工业时代和实验科学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科学观发生了根本的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科学，严格地说，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即以认识自然的奥秘和规律为目的的学问，而是人工或技术科学，现代的目的对于“自然是什么”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自然有什么用”，即我能够利用自然干什么，自然可以如何为我所用，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对于自然不再是持一种本质主义的眼光，而是持一种工具主义的眼光，我们从小读书，都相信自然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然的规律，这其实是现代人的最大的误解，其实，我们从科学中学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科学定律，科学定律和自然规律的区别在于，自然规律是没有人为前提和假设的，因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即道家所谓“道”），就是不加任何前提和限制的，但这一点早已被认为是办不到的，而科学定律所谈论的是：假如我（人类）给自然事物以某种作用（推动力、加热、通电、辐射、基因干扰等等），自然事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潜在的问题是：我能够把这种现象用来做什么用途）。“如果……则……”，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从初等物理就开始学习的科学命题的基本格式吗？
因此，现代科学作为实验科学，是一种技术引导的学问，所以培根把实验科学称为《新工具》，培根对于现代科学的工具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新工具》是典型的科学崇拜，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它赤裸裸地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偏狭和势利，因此读读这本书，倒很有利于今天的人化解心中的科学主义。
还有一本克制科学主义的书，即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这本书竭力反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正是现代专制和暴力政治的罪魁祸首。哈耶克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讲究科学性和数量化的一门社会科学，哈耶克这样一位经济学的大师，却偏偏反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足以发人深省。哈耶克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都是人，因此人的良心和良知才是他的出发点，既然如此，所有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自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科学方法是否新锐，而在于研究者是不是具有超乎前人的人生体验、精神深度和博大的同情心，即设身处地的想象和体验别人的存在境遇的能力，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深度和广度，不取决于实证材料的深度和广度，而取决于研究者的心灵的深度和广度。而所谓实证方法，包括现代社会科学津津乐道的田野方法，其实都是置身于现代科学话语主导的知识语境中，学者们不得不采取的话语策略而已，而且往往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学术混混子们用来拉大旗作虎皮吓唬老实巴交没上过几天学的人民群众。
哈耶克的一个发现，足以令社会科学从业者从科学主义的迷梦中清醒，他说，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些最喜欢标榜科学方法的人，往往是那些并未受过真正严格的科学训练的因此缺乏科学起码常识的人。我想，这就像从来没有进过紫禁城的南城百姓最喜欢谈论皇宫中的事情一样吧。
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培根对科学的崇拜，还是哈耶克对于科学主义的抨击，其实都说明了现代科学本质上的工具性、功利性。
科学的工具性本质，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近代哲学到康德为止对于科学的有限性还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时候科学事业刚刚开始不久，过去的历史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早期的思想家们还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这种新生事物的偏狭和缺陷。但到了黑格尔，科学就被绝对化了，我们的“唯物主义”教课书中关于科学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人类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命题，源头是黑格尔。）
正因为现代科学是工具和实用导向的学问，因此它才是卓有成效的，才是有用的，科学才在现代世界战无不胜，代替了道德和伦理导向的宗教，成了现代人包括社会科学从业者和我们民俗学从业者新的崇拜对象。
但是，也正因为现代科学是工具和实用导向的，因此科学就不具有像宗教那样先天的道德合理性，这道理就像一个商人不具有道德的先天合理性一样，因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特定的功利目的出发的，都是把自然或别人用作谋取自己私利的工具。
因此，康德才把知性和理性、科学和道德一分为二，从一开始就彻底剥夺了科学的道德先验性，而把道德归于人的良知，即先验的绝对命令，而另一方面，又以“物自体”（也就是本体，“大自然”）的不可知性保持了自然的权利和神秘，限制了科学的权利。
说到这里，该回到爱东的问题了，我反对他的科学方法，从技术上讲，我认为他的分析中还存在着不严密甚至夹带私货的问题，但这还是次要的。从根本上讲，我是认为这种研究是违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伦理的。
康德说，科学为自然立法，他所谓的自然只是指自然事物，人类出于自身的发展，为了人类的目的，当然是可以为自然立法，也就是研究在给定条件下自然会出现什么现象，会如何变化，从而利用相关发现对自然进行开发和改造的，这是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根本精神之一。（如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弊端的暴露，生态主义哲学已经从自然的权利出发，对这种人道主义提出了质疑：人凭什么给自然立法？）但是，康德极力反对把人当成工具，康德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永远不要把人当成手段，我们作一切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人。
人给自然立法，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可以并且确实造福于人类社会，但是，如果一个学者从自己的先验的科学假设和“任意”给定的条件出发，对他人的立法，或者纯粹为了自己的学术目的，而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实验对象和检验手段，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会带来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对他人自在生活状态的干扰，对文化多样性乃至自然多样性的遮蔽。而这尤其和民俗学这门科学的精神格格不入。
自然科学可以任意给定条件，然后探讨自然事物在这给定条件下的反应，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只能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理解人们的条件（传统）以及他们基于这种条件而形成的制度、文化、文本、风俗等等，而这种理解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又依赖于研究者反求诸己的自省能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能力和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至于材料是不是亲手从田野中打捞的生猛海鲜，倒是第二义的，田野是广阔的，但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田野的广度取决于其心灵的深度，一个心灵逼仄的研究者，即使到了田野中，也发现不了生猛海鲜，而只能捡拾死人坟头的冷馒头。民俗学尤其如此。善于自省，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能力，然而，自省，岂其易哉？它甚至比乘神六登天还难。实际上，现代科学的一个恶果之一，就是使人类丧失了自省和同情的能力与欲望。
民俗学如果可以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民众和民俗立法，那就不是民俗学了，也许应该称之为社会学更适合一些。
我不否认民俗学应该成为一门有其科学方法和学术规范、材料客观、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但我认为民俗学与其说是一门社会科学，不如说更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民众生活和民间文化不应仅仅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还应该是我们理解世界和历史的出发点，民俗学者不仅仅应该“自上而下”地看，把民间生活的万象收入眼界，而且更应该“自下而上”地看，用从民间获得的眼光审视世界和历史，我们不仅仅应该从田野中获得学术研究的材料，而更应该到田野中领会引导我们思考和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民俗学要能理解民众和民俗，首先要从民间获得它的“先见”，也就是说，作为人文科学的民俗学，应该是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解释学。至于如何理解和协调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和人文科学的民俗学之间的关系，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学术政治问题，也是具体每一个从业者如何操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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