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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看爱东的文章，正好听到一首流行歌：容祖儿的《爱情复兴》，劈头就是“华丽的巴洛克舞曲，卡夫卡朗诵着诗句……中世纪爱情”，用郭德纲的话说，这些符号“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但是这些或对或错的知识点拼贴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想象的氛围”——这正是怀旧的要素，或精致或粗陋，没关系，重点在于消费。
所以郭德纲不“真”也罢，不“善”也好，对这个社会来说，并不见得有真实的意义。郭德纲的意义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品，这种新产品能够触发某一条敏感带，这已足够。我记得最初，大家主要赞扬郭能够带来“久违的笑声”，后来就传统呀，回归呀，自炒人也炒，郭就俨然旗帜了。
还想说的是，郭德纲对相声的看法有其合理性。比如他强调相声自清末以来，已经将引人发笑的方式、材料研究很透，换句话说，这是他认为“正统”的相声方向。相声是让人笑的，不是教育人的，更不是歌颂人的。这个观念对近廿年扭曲的相声（乃至晚会节目）生态有消解作用。从这点来说，未尝不可以将郭德纲看作相声界的王朔。而且郭也同样有建设能力不足的问题。郭德纲有时也说：听完相声的人没有作案去的，相声也是“高台教化”——这实际上又将以往曲艺攀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也复兴了。
【黄永】
对于郭德纲的发家史，我没有研究。但我个人感觉这只是一个偶然，而不是处心积虑的阴谋。德云社成立十年，在茶园小剧场坚持演出了十年，光这番功夫在现在只求速成人人企望一夜成名的超女时代有多少人能坚持？不管在郭德纲成名之后怎么吹嘘自己，贬低他人，用各种现代推销手段卖弄自己，那都只是证明他现在有市场有资本有话语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毕竟有这些惨淡经营十余年的吹牛资本。他不是一夜成名，很多“钢丝”对他的崇拜追随也是冲着他这份韧劲去的。因为毕竟大多数“钢丝”们不时在听到他这些吹嘘之后喜欢上他的，是先有人喜欢上他的相声，尔后使他成名，他才有了吹嘘的场所和听众。
而如果说去剧场的就是有闲阶层，天桥乐茶园门口有限的停车位就说明大多数观众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顶多出租车前来。虽然说专场确实一票难求，但在他们固定的演出场所还是有大量的外地人、中老年人、没什么文化的人、低收入者等“草根”观众的。
说白了，郭德纲对相声的贡献本来也不是能以他本人有多成功来衡量的。至少他掀起了大众对相声重新热爱，且不光是原本就喜欢相声的人，又增加了本应去追看“超女”“易中天”的“小资”“白领”们。这就够了。毕竟火的不光是他一个人。东宫每周末的相声晚会也卖挂票。广播电台里的相声节目也增加了。我每天必听的除了北京文艺台87.6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的“开心茶馆”主捧郭德纲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105.2每天七点到八点和99.3每天八点到九点的相声节目就都没郭德纲。
其实我觉得咱们都没必要那么敏感。对于文化现象，一个人的火成全不了一个行业，也败坏不了一个行业。
【施爱东】
同意黄永兄的话，“一个人的火成全不了一个行业，也败坏不了一个行业。”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与我的下一句话是相承接的：“所谓传统，既不是毒药，也不是救世主，只不过是一块生意人用来吆喝的招牌。”
这篇文章并不是想砸郭德纲，而是想通过郭德纲这一现象说明，所谓“回归传统”，只是人们当下背景中的一种浪漫想象和话语操作方式。所有被操作的“传统”，都是由当下利益驱动的。
【萨支山】
谈到传统的阐释的时候，爱东借用了“真”和“善”两个概念，其实，不但何者为“真”是个问题，即便是何者为“善”，同样也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特别是将“善”定义为能否为“社会发展”带来什么结果的时候，问题似乎就更难说清楚了。因为这里牵涉到了“动机”和“结果”，你当然可以批评他借用“传统”为自己张目的动机，也可以举赖声川的反例为佐证。但他总是给相声带来一些“新”的东西，至少会有很多人喜欢，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不是“善”了。
1949年之后，并不仅仅是相声，在通俗文艺这个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造”过程，一方面是将它们纳入到国家对文艺的控制，另方面却也提高了它们的等级地位．当然，这样相声的所谓“草根”特点也就被改造了——这不但是指它的内容，同样也指它的观众群，亦即所谓的“雅俗共赏”。郭德纲是部分地反对这个改造的。郭德纲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成功地借用“传统”或“草根”将他的相声变成“时尚”和“品位”的一个招牌。这就像吃“农家菜”和“忆苦思甜”饭一样，去追究它“农”在哪里和“苦”在何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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