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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割股燔山：在历史与传说之间
许多习俗的起源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一种风俗，往往是逐渐逐渐形成的，早期的居民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会成为后世流行的风俗，他们不知道该记什么不该记什么；当某些事慢慢成为了习俗的时候，人们又会认为这是一些习以为常谁都知道的事，也不觉得有什么记录的必要。人们一般都只记录那些有悖生活常理的、奇异的、别人有兴趣知道的事件。所以说，只有当一个外地的文人来了，觉得此地的寒食节是一种特别的风俗，或者一个此地的文人跑到外地，意识到自己家乡的寒食节是一种特别的习俗，他们才会拿起笔来把那个特别的习俗记录下来。
寒食节的起源可能在汉代，也可能更早，因为没有被清楚地记录下来，当人们对它的起源感兴趣的时候，已经对这个节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宗懔《荆楚岁时记》是中国古代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本岁时民俗专志，大约成书于公元500年后期。该书记录：清明前2天，或者冬至后105天，“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就是说，清明节前两天为寒食节，期间三天不能生火，必须准备些饴糖大麦粥之类的冷食。
隋代的杜公瞻在给该书做注时，引了《琴操》中的一则故事来解释寒食节的起源。
传说晋公子重耳带着介子推等人一起流亡国外，重耳饥饿乏食，介子推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后来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晋文公给当年随行的部下论功行赏，大家都得到了很厚的赏赐，惟独介子推一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介子推非常怨恨，于是作了一首《龙蛇之歌》，然后就躲到绵山中隐居起来。晋文公听了《龙蛇之歌》后，猛然醒悟，马上派人去请他回来，可是介子推坚辞不就。晋文公就在绵山脚下放火烧山，他以为介子推为了逃避大火，就会出山，没想到介子推抱在一棵树上，被火烧死了。晋文公很难过，流着泪回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号令百姓从此以后五月五日不得生火。
《琴操》是一部记录早期琴曲作品的专著，书中每首曲目都有一个背景故事，“介子焚死说”就是《龙蛇之歌》的背景故事。这些背景故事个个都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出入，所以《乐府解题》说：“《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也即《琴操》偏爱讲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
杜公瞻列举了一批古代文献，如曹操的《明罚令》、陆翙的《邺中记》等，这些文献也都认为，寒食节禁火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子推而设。杜公瞻认为《琴操》把寒食节说成五月初五，与后来的寒食节期有异，这大概是流俗发生讹误所致。
虽然杜公瞻引了《琴操》的说法，但他自己却并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杜公瞻追索正史，发现《左传》和《史记》中都提到了介子推“有功不受禄”的故事，却并没有说到介子推被烧死。
据《左传》记载，晋文公重掌鼎器之后，赏赐那些有功之臣，结果单单把介子推给忘了。介子推决心隐居，他埋怨说，晋文公之所以能重主晋国，是老天爷的安排，并不是那些追随者的功劳，那些要求赏赐的人，实在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我很难与这些人处在一起。介子推的母亲劝他不妨向晋文公申诉一下。介子推说，既然我看不起别人这么做，那我自己为什么还要效仿别人呢？他拒绝了母亲的建议。于是母子俩一起隐居起来，至死没有再现。晋文公派人去找他们，没有找着，就把绵上封给介子推作为庙产，以弥补其过失，兼以表彰善人。
从这段正史的记载看，绵上只是晋文公追赠给介子推的一份祭品，并不说明介子推就是隐居此处。《吕氏春秋》和《史记》谈到介子推的时候，也没有提及晋文公放火烧山。
不仅杜公瞻，自隋至清，对“割股燔山说”持怀疑态度的代有人在。顾炎武就在《日知录》中质疑说：“我们今天应当以《左传》为依据，割股燔山这样的事，不合常理，全都不可信。”
现代学者对此多有歧解。李亦园认为《琴操》是“割股燔山说”的始作俑者，可是裘锡圭却认为“割股燔山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了，因为早在《庄子·盗跖》中就说到此事：“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杨琳不同意裘锡圭的看法，他认为《庄子·盗跖》不可靠。从先秦其它典籍都不提割股燔山一事来看，《盗跖》这篇文章可能是汉代人假造的，《史记》等信史都没有记录“割股燔山”这样重要的事件，说明当时还没有这一传说，或者虽然有，但流传不广。
杨琳认为，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说，最早提出“介子焚死说”的是西汉末年刘向的《新序》，该书说介子推隐居之后，“晋文公等了很久，他也不肯出来，派人去找，也没找着，晋文公以为放火烧山可以把他逼出来，没想到这么着介子推也不出来，结果反把他给烧死在山上。”
尽管李亦园、裘锡圭和杨琳对“割股燔山说”的起始时间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割股燔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李亦园说：“我们可以看出今日民间所流传的寒食仪式与神话的关联，是经过若干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传说神话的出现应属较晚的事，而很明显的传说神话的出现是用来支持仪式的执行，因为像寒食这样的仪式，借熄火、冷食、再生火来象征季节的交替，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仪式，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恐怕无法了解其意义，而又要其切实执行，就必须要用一种他们可以懂的说法来作为支持，介子推传说的出现，就是要负起这任务。”
考虑到《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早期信史均未提及割股割肉、放火烧山之事，裘锡圭判断说：“介子割股食文公或‘割肉以续军粮’以及文公焚山烧死子推等事，实在出乎情理。这显然是为了解释寒食的起源而编造出来的。”
割股燔山故事是否后人编造出来的暂且不说，但若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解释寒食的起源而编造出来的，我们很难同意。如果两件事的因果关系如此明显，故事只是个单纯的派生叙事，那么两件事应该从一开始就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可是，为什么早期记载的割股燔山故事都没有与寒食节扯在一起？
笔者更愿意相信，寒食节与割股燔山故事本来是彼此独立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事件，因为某种共通的因素，后人逐渐把两件事捏到了一块。正如屈原投汨罗江与端午赛龙舟本来也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事件，后人逐渐把两件事给捏合成了一件事。我们不能因为用“屈原投江”解释了“端午赛龙舟”，就说屈原投江是为了解释赛龙舟而编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介子推传说是从众多已有的传说中逐步“被选拔出来”用以支持寒食节的叙事，而不是专门为了解释寒食起源而“特意编造”的叙事。也许两者刚开始走向一个阵营的时候还配合得不够细密，所以“好与本传相违”的《琴操》并没有把晋文公禁火的日期直接安到寒食节上，随便找了个五月五日先放着。四百多年后，《琴操》的地位已经逐渐老成了“古代文献”，杜公瞻不知情，这才堂而皇之地把它拉来作为寒食节的起源依据。
既然割股燔山说只是一种附加的传说，那么，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又该从何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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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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