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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庸对蒙古形象的描写，寄托着他对质朴人性的呼唤。他笔下的蒙古人是理想化了的英雄群体。尽管金庸也谴责铁木真铁蹄所到之处的血腥与残暴，但这种谴责更多的是道德概念、精英意识的形象化表现，是小说中的插曲，而不是金庸小说的本意和主旋律。洋溢在小说中的更生动、更明快、更拨人心弦的，是金庸对蒙古式淳朴民风和蒙古式豪迈英雄的想像和向往。同时，他把这种想像当成了小说英雄生长的坚实土壤。
与这种讴歌、向往的态度相对照的，是金庸对“南人”（包括金人）气质的失望与无奈。在《射雕英雄传》中，蒙古人与非蒙古人的品性有着天然的差别：出于对比的需要，非蒙古人被金庸描绘成了说话不算数、人性险恶、机巧难测的“南人”。
根据小说的安排，郭靖十八岁成年之后，就得离开蒙古，到另一个舞台上去成就他的英雄事业。拖雷在礼送郭靖南归时，金庸让拖雷说出这样的话来：
安答，南人说了话常常不算的，你可得小心，别上了当。（金庸，P238）
郭靖与杨康比武招亲一战，金庸更是直接以叙事者身份插入议论：
他（郭靖）天性质朴，自幼又与粗犷诚实之人相处，是以对人性之险恶竟自全然不知。……这时愤怒之下，又是茫然不解，真不相信世间竟有这等事情。（金庸，P268）
而与华筝的久别重逢，却让郭靖充满着喜悦：
蒙古人性子直率，心中想到甚么，口里就说了出来。郭靖与南人相处年余，多历机巧，此时重回旧地，听到华筝这般说话口气，不禁深有亲切之感。（金庸，P1304）
在金庸虚构的宝应之战中，当哲别、拖雷、博尔忽处于弱势的时候，面对强敌围攻，三位蒙古英雄争相要求断后，保护同伴，体现了死生与共的团结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强弱形势逆转，本来如狼似虎的金兵与汉族武士却立即表现得“魂飞魄散，四下里乱逃”，三个首领中，“两人竟然背道而驰”，剩下一个“奔的却又是另一个方向”。（金庸，P590）蒙古英雄的牺牲精神与“南人”的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照。
在拖雷出使临安的故事中，金庸更把自己对“南人”品性的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拖雷奉父王之命出使临安，约宋朝夹击金国。但宋朝君臣苟安东南，畏惧金兵，金兵不来攻打，已是谢天谢地，哪敢去轻捋虎须？因之对拖雷十分冷淡，将他安置在宾馆之中，迁延不理。……及后消息传来，蒙古出兵连捷，连金国的中都燕京也已攻下，宋朝大臣立即转过脸色，对拖雷四王子长、四王子短，奉承个不亦乐乎。至于同盟攻金，变成毫不费力的打落水狗，尚能乘机坐收厚利，又何乐而不为？……拖雷心中鄙夷，但还是与南宋订了同盟攻金之约。（金庸，P932）
但是，当时的蒙古人与大宋王朝毕竟还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当蒙古与大宋兵戎相见的时候，郭靖何去何从？其生命意义就成为“一个问题”。金庸在小说中借郭靖之去留选择，表达了这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拖雷劝道：“安答，你自小生长蒙古，就与蒙古人一般无异。赵宋贪官勾结金人，害死你父亲，逼得你母亲无家可归。若非父王收留，你焉有今日？你我兄弟情深义重，我不能累你做个不孝之人，盼你回心转意，遵奉大汗令旨。”
郭靖望着母亲，就欲出口答应，但想起母亲平日的教诲，又想起西域各国为蒙古征服后百姓家破人亡的惨状，实是左右为难。（金庸，P1138－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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