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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照模式是民间文学中最常见的结构模式，但是，作为精英文化的作家文学，如果一味照搬民间文学模式，把一种简单的结构形式拿来反复使用，也一定会变得面目可憎。
为了避免特定模式的简单重复，金庸小说始终在寻求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刘再复所谓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呈现为一种渐变的、“复杂”的、或者是模糊的状态。金庸小说的人物配置始终个性鲜明，体现着浓烈的民间色彩。在对照模式的应用上，他采用了“有限变异”的方式，通过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的内外对照，不断变换对照技巧。
如果我们把整个的金庸武侠小说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这种人物设置的对照（对立）模式在金庸的小说中，并不局限于一个层次或角度，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以“两兄弟型故事”(民间文学中的两兄弟型故事，一般都将哥哥设为反面角色，将弟弟设为正面角色)的对照模式而言，在郭靖/杨康这一对矛盾之外，还有陈家洛/乾隆皇帝、张无忌/宋青书、石破天/石中玉等许多相似的矛盾关系。
在这些“两兄弟型”的矛盾体中，作为人物品性的对照（对立）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即“正直善良/邪恶奸诈”；而且，在金庸小说中，这一组矛盾显然可以明确地对应于另一组对照（对立）的成长模式：即“历经磨难的少年/纨绔少年”。
如果写成公式，可以这样来表达：
历经磨难的少年：正直善良 / 纨绔少年：邪恶奸诈
这一公式在金庸小说中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它与金庸的主观意志，比如，固有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等文化积淀有必然联系。
在这一公式的前提之下，若只以反面人物的成长环境而言，杨康的成长环境与宋青书的成长环境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宋青书的成长环境又与石中玉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杨康生长于污浊的帝王之家，是邪恶之家开出的邪恶之花；而宋青书却是成长于光明正大的武当世家，是名门正派培养出来的遗传变体；石中玉则是游走于玄素庄、雪山派、长乐帮等或正或邪的武林派别之间的天然恶少，看不出其与生长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英雄少年/邪恶之家开出的邪恶之花 // 英雄少年/名门正派培养出来的遗传变体// 英雄少年/游走于正邪武林派别之间的天然恶少
金庸只是改变了其中的一个因子，比如反面形象及其生长环境之间的联系方式，就能生出许多的新的变化。
当然，这一公式还可以根据变化因子的不同，生成其它更多的组合方式，因而这一公式是不稳定的、可变的。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人物配置的这种对照（对立）关系体现为一种既稳定，又可变异的“有限变异”模式。也就是说：
作为人物配置的对照关系是不变的，但其具体的对照方式却是可变的。
当然，在金庸小说中，除去这种兄弟品性的对立关系之外，更多的是兄弟品性的统一关系，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黑白无常、《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之类，但即使是这种统一关系，也可能在另一层面上构成另一种对照（对立），如黑白无常一黑一白的相貌就是一组鲜明的视觉对照。金庸小说人物配置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型，我们很难在这篇文章中一网打尽，因为它与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无关，本文也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注释：
[1]可参见施爱东：《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香港《纯文学》，1998年7月）、《从史诗英雄到武林英豪——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关系之一种》（《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与改造》（《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武侠小说的民间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相关文章。
[2]金庸在小说人物塑造中，对照模式的运用是自觉的，他在《射雕英雄传·后记》中说：“《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
[3]金庸：《射雕英雄传》，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99页。以下凡出自该著的引文均只引页码，不再详注出处。
[4]金庸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采访时说：“好像《射雕英雄传》，我写蒙古大漠，但是我以前蒙古一直都没去过，一直到1982年，我见了邓小平，他说你到中国去游历游历，希望到哪里去，我心里想《书剑恩仇录》写了新疆蒙古这些地方我从来没去，我没去的地方就去一下。” （http://www.cctv.com/news/entertainment/20050521/100520.shtml，CCTV面对面2005年05月20日周六新闻频道 晚20点10分播出）
[5]可参见白·特木尔巴根《<元朝秘史>写作过程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本文原刊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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