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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与一个政治家的决裂
学者与官员，两者对于女娲、黄帝等“民族始祖”价值认同的差异，早在80年前就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公案。
“五四”运动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席卷了整个文化界，逐渐波及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随后借助于国家机器，打倒了孔家店，推翻了帝王将相的神坛宝座。1923年，顾颉刚在他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0]中，指出上古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的时代才虚构出了尧和舜；至于黄帝、神农，那是到了战国时才被想象出来的；所谓的“三皇”，是秦以后才有的概念；我们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开天辟地的盘古，则更是到了汉代才发明出来的。
顾颉刚认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当时人们对于“古代”还没有什么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传说人物当作自己的始祖，并没有推想更远的始祖。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跨越不同部族之间的“共祖”概念。
直到春秋初年，所谓的“始祖”还只有一个“禹”。禹到底是人的名字还是神的名字，今天已经无法得知，顾颉刚认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到了鲁僖公的时候，禹才慢慢地由“神”落实为“人”。商族把禹当作下凡的天神，到了周族，才为禹脱去神的外衣，把他当成了最古的人王。
商周时期，黄帝、炎帝、尧、舜这些“中华始祖”都还没有生产出来。“帝”的概念在《诗》《书》中都是特指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绝不可能以“帝”作为人名的后缀，所以，“黄帝”这个概念是不可能存在的。
祭黄帝的传统始于战国时期的秦灵公（前424－前414年在位）。灵公在吴阳作上畤，祭黄帝，后来经过历代御用方士的大力鼓吹，再有《世本》的出现，硬替古人造了个所谓的“世系”，按照这个世系，大家全都成了黄帝的子孙。
顾颉刚这封信一经发表，即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后期，顾颉刚以他渊博的知识、严慎的思辨和雄辩的笔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顾颉刚乘胜追击，随即以《古史辨》为题，将论争结集出版。这一学术事件迅速波及全社会知识界，“疑古”“辨伪”一时成为文化时尚，其影响所及，历80年至今而不衰。
数千年的黄帝信仰，就这样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的一封书信给推得摇摇欲坠。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戴季陶尽管非常欣赏顾颉刚的学问，但在读过《古史辨》之后，还是大吃一惊，“谓如此直使中华民族解体（无共同信仰之故）”[11]。
1929年春，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认为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人物，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这本书非常畅销，很快卖出25万册，影响极大。一些地方学政官员读到此书，既惊又忧，立马组织力量上书弹劾，诉其“非圣无法”，戴季陶作为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基于“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的理由，戴季陶提出，“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随后，北平《新晨报》以《国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刊出此事，封杀了这本初中教材[12]。
顾颉刚只是个学问家，他将“求真”“求是”当成自己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认为民族自信力本该建立于理性之上，三皇五帝既然不可信，就不该强行维持一种虚幻的假象。这在科学与理性逐渐成为新信仰的五四时期，无疑有巨大的号召力。
而戴季陶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只追求政治意义，而不问求真辨伪。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机时刻，戴季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场面对同一个问题，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角色差异决定了顾颉刚与戴季陶的必然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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