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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再创造？若把现行的世界秩序看成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根据另类观点，再创造应该是人对上帝功绩的“颠倒”或者“抵消”。于是，弗莱从解构主义那里受到启发，使用了“解创造”（ｄ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一词。他说：“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成就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称羡的形式，结果变成了一种解除创造的行为。”③ 比喻既然是体现想像力修养的语言形式，自然也就是人得以发挥再创造能量的独特的智力活动，是能够与神的创造相抗衡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在现今时代中，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功能之一就是复苏比喻式的思想习惯，重新获得那种主客体浑然不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人与物的力量不加区分，存在又是永恒的。”④用准宗教的术语来讲，那是一个充满着神秘和精神召唤力的灵性的世界！
比喻作为灵性家园的人性治疗意义
从灵性的失落和人性异化的现实（理性与感性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对立）着眼，比喻作为文化寻根的体验也好，作为想像力修养的方式也好，在滋养和恢复健全完整的人性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比喻将有可能把我们带回到灵性的家园，相对缓解现代人在主客分裂的荒原上自我流放的苦役，同时也相对地缓解人与自然母亲之间的紧张对立。
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性的分裂是随着人与自然万物的分裂而展开的。要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必须打破已有的世界之固定秩序。由于我们被该秩序所束缚所压抑已久，我们的心灵要借助文学艺术再创造的世界得以充分舒展。弗莱回顾基督教语境中“道”与“灵”的超越性联系，暗示说文学教育应该具有的培育灵性的职能！这种洞见和尼采的“治疗哲学”和“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一类观念一脉相传。弗莱对隐喻与文学艺术功能的这一认识，得益于他对人的“想像力与信仰之间的双向潜流”有着深刻的体察。也正好弥补了当今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学死亡论、艺术无用论的大轰炸以来的理论真空。
文学何以具有这种精神的能量呢？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要归功于文学所要恢复的比喻思维方式，突显了在维系人的大脑两半球功能协调方面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调节情感与理性，想像与抽象，直觉与概念之间的对立张力，从而培育和维护、滋养健全的人性。换言之，文学成了现代人克服人性异化的危机的一种潜在的疗救能量之渊薮。
学过一些西文的人都会意识到，“人文”与“人性”在语言上本来就是出于同一个词根！和科学相比，人文显然更加贴近人性。不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这样的说法同时出现在人文精神遭遇到全球性危机的２０世纪晚期，绝非偶然的巧合。《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Ｍｙｔｈ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的一部书名。他是分析心理学大师、提出“现代人寻找灵魂”命题的荣格的异国门徒，希望借鉴集体无意识理论，从原型的价值上去重新审视神话对现代人生存的意义。《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是两位美国人文学者乔治·拉考夫（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和马克·约翰逊（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８０年代初的一部著作名称。该书不是从修辞与诗学的意义上研究比喻，而是从哲学本体论和存在论的意义上去探讨的。书中指出：
大多数人视比喻为诗歌想像的技巧与修辞术，是非常态的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再者，比喻还被视为只是语言的特征而不是思维和行为的特征。于是，许多人他们没有比喻也照样活得很好。相反，我们却发现隐喻弥漫在生活之中，它不光是语言，也是思维和行为。制约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观念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隐喻的。于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经验方式和日常行为方式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与隐喻有关了。①
套用笛卡儿的名言，可以把这里的表述概括为：“我比喻故我在！”
既然人的语言、概念、认识和经验等都以比喻为根基，那么从根基上入手当然就是治疗人性偏离与异化的有效途径了。如果把眼界放宽到学院派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理论上强调比喻的生存价值，和在实践上呼唤新宗教运动，其实是两相对应的。二者都要借用古老的感知－思维的复活，来对抗逻辑理性和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的无情压迫，从而使人有可能恢复精神生存中失去的灵性。
英国人类学家苏珊·格林伍德（Ｓｕｓａ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长期关注西方民间的新兴宗教运动。她最近推出了《魔法与巫术百科全书》，除了讲述新时代运动与现代巫术复兴的情况，还特别介绍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新萨满主义运动。苏珊·格林伍德使用“西方萨满教”这个词来区分当代萨满教复兴与古代萨满教传统的界限。她指出，当代的西方萨满教产生的前提是对认识方式的重新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受到如下观念的启示：萨满教是人类最古老的精神性存在方式，也是物我不分的原始思维的产物。与之相比，西方思想传统发展至今几乎在资本主义的物质追逐中丧失了精神性存在的生长空间。当代新宗教实践者放弃逻辑理性的认识方式，转而向萨满教学习，目的是“寻求恢复性治疗和创造与自然联系的原始方法”。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尼采和海德格尔召唤的另一种方式的回应，也就是身体力行的自我治疗的尝试。这给所有关注比喻现象的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迪线索，学会从深广的层面上看待比喻与人性的关系。
《圣经》比喻的特殊性
诗歌是比喻的乐园。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则指出，“一种文化的最根本的价值将与该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的隐喻结构相依存。”①西方文化在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作为基督教文化而存续了两千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及其隐喻结构对于西方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意义，本书引言部分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展开了，仅以一个例子来做提示：
复活作为一种观念，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中均有表现。而在西方文化中，谈到复活就与《圣经》的比喻脱不了关系。不论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都是从灵魂的新生这个角度来体现基督教的复活思想的。如果从原型的意义上看，无疑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圣经》叙事的比喻性引申。由此可见，从比喻入手了解《圣经》，可以成为了解西方文化思想根源与想像景观的一个便捷的门径。
作为精神遭遇空前困境的现代人，不论你想用自己的再创造来对抗神的创世所规定的世界秩序，还是要用新宗教实践的种种开悟方法寻找自己的灵性，这个门径都是你难以回避的。
（本文为叶舒宪著《〈圣经〉比喻》一书序言。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出版，台湾２００４年５月新版。）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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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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