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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
——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
  作者:江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1-19 | 点击数:15858
 

  导致叙事者重新设计讲述策略 民间叙事者在与研究者乍一接触时,一般都心存疑虑。这时采录的文本,多是经过叙事者的挑选或做了调整的,准确地说,是专门讲给研究者听的,尽管在场可能还有其他听众。如果将这一阶段采录的文本与彼此熟稔后采录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同一个叙事者,在涉及对文本的看法方面,前后竟有很大不同。对谭振山调查之初,笔者就了解到太平庄一带有信仰狐仙的习俗。而问及谭是否会讲狐故事时,他不但矢口否认,还说从来不信那些封建迷信。在此后的跟踪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谭振山的几位故事传承人——祖母、继祖父、伯父都信狐仙,他不但从小就听这类故事,长大以后,还经常为村邻书绘狐仙牌位。终于,在笔者与其相处五年之后,再次问及此事时,谭振山坦然承认自己持有这一信仰,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许多狐故事。

  叙事者针对研究者而调整讲述策略可能还出于另外的原因。如男性叙事者一般不会对女性调查者讲荤故事,尤其双方属于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时更为避讳。有时候,即使是同性之间,叙事者也避免讲这类故事,担心研究者会误解自己的人品。由于研究者的介入,有时会影响叙事者的常态讲述,因此,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中,必须注意这一因素。

  触动叙事者对文本价值有新的体认 研究者不同于普通的听众。在许多叙事者的眼中,研究者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这些有身份的人对民间叙事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对叙事者给予的极大尊重,一般都会触动叙事者对故事价值有新的体认,对原以为无甚价值的“瞎话”刮目相看。进入这一境界的叙事者,往往会由对研究者的被动适应变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例如,1992年,谭振山在赴日本出席“国际民话博览会”期间,曾面对数十个国家的学者讲故事;此后,笔者也曾多次陪同域外学者对谭振山登门造访。笔者注意到,每次面对域外的专家学者,谭振山不但不紧张,反而比平时还要兴奋,讲起故事来格外生动。1998年暑期,笔者将谭振山接至家中,与台湾学者陈益源以及笔者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一道,对其进行故事采录,一连两天,谭振山的精神都处于亢奋之中,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话匣子打开就很难收住。用他的话说:“和你们这些人聚一块儿不容易,最好的故事就要讲给你们听。”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能会听到一些叙事者平时认为“讲出来不好”或“不好讲”的故事,因为叙事者已经了解了研究者的工作性质,已将其与一般听众区别开来,将研究者视为其故事的真正欣赏者,是难得的知音。可见,研究者对讲述情境的介入,产生的不完全是负面效应。

  四、叙事者对故事程式的把握与活用

  日本学者野村纯一将民间叙事者划分为两种类型——纯传承型与创造型。①从叙事风格来看,谭振山不属于那种墨守固有讲法、带有极大转述性质的“纯传承型”叙事者,而属于那种“创造型”的故事家。作为可讲述800多则故事的“大家”,谭振山储存故事,并不凭靠对故事情节的机械背诵,准确地说,他是谙熟了故事的结构章法、程式与套路,运用平时积累的大量的“情节素”,在讲述中随时进行灵活调用与配置的。在对谭振山多年的追踪调查中,笔者发现,谭振山对民间叙事程式的掌握与运用,已经相当熟练,达到运用自如、天衣无缝的程度。很多时候,即使他对情节动了手脚,听众与一般调查者也无法察觉。有些故事是笔者在不同场合听其讲述过多遍,才识察出他的这种即兴发挥与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即兴发挥,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叙事者本人内化了的文化观念和人生经验的自然流露。新加坡学者容世诚认为:“即兴是一种个人的临场即时创作。而这一刹那的决定,由决定到选择、到组合种种程式,都需要以内化的、经过漫长岁月积累沉淀而成的表演传统为基础。”② 谭振山在讲述中信手拈来的创造与发挥,体现出他在叙事程式方面的丰富积累。“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洛德(Albert Lord)认为,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③在辽宁地区,如谭振山一样富于创造性的故事家很多,他们对民间叙事程式的谙熟与运用,是在多年的讲述传统中,为适应北方地区民众的口味磨练出来的。据史料记载,辽宁过去“地处荒寒,入冬无所事事,习焉游惰,”④ 漫长寒冷的冬季,单调贫乏的夜生活,使辽宁父老不喜欢三言两语式的短故事,认为“不供听”(不过瘾),人们喜欢情节丰富曲折的长故事。这可能也是辽宁在现代为什么会涌现出袁阔成、刘兰芳、陈清远、田连元、单田芳等全国驰名的说书名家的原因。

  当然,叙事者在讲述中对程式的把握与活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调查中发现,所有的讲述活动,首先都离不开一个相对固定的、成型的文本。而且在很多场合,文本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可以随便变动的。在特定的讲述情境中,叙事者若想对文本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或者引入其他附加意义,都必须找到与文本原有的意义与内容的契合点,同时还要适合讲述情境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如同普洛普(Propp)所强调的:故事内容是可置换的,但置换须服从规则。①也就是说,特定的知识能否进入既定的规则体制,要视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品质。民间叙事传统既赋予了叙事者某些自由,同时也存在某些对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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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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