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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我们说到先验之物的时候，我们充分意识到先验之物一定是被抽掉了、剔除了具体内容之物。如果仍然含有具体的内容，那么就仍然与经验之物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就此而言，具体的语言和历史也终究还属于经验的范畴，尽管由于时间的淘洗其内容已经模糊不清而需要“我们”的主体性重建。胡塞尔曾通过分析时间意识描述了主体的当下经验如何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逐渐丢失内容而变成“内容完全空洞”的纯粹形式，⑥从而生成为绝对的先验之物。绝对的先验之物就是绝对的无内容的纯形式。在那些纯粹的、绝对的意识形式背后，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们发现了人类共同拥有的、先验的自我认识的能力。这种先验自我的认识能力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奠定了人类共同体之间相互理解的意向前提。
回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问题，如果民俗、民间文学家仍然企图在经验内容的层面确认解决学科问题的基本前提，那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就始终不可能是“我”与“你”的对话，而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独白。因为经验（包括历史经验）①的内容只能通过处在具体情况语境条件下的主体意识而后天显现，而后天显现之物必然是主观相对的。于是，对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验之物——“共同的过去”，需要我们的不断努力去接近它、理解它。从无内容的纯形式的先验立场看待“共同的过去”，“共同的过去”当然不应被界定为主体经验的历史内容。因为如果我们局限于经验内容之阈而不是执着于先验形式之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经验自我的历史记忆必然是见仁见智的“各自的陌生之物”，而不是“共同的陌生之物”。
这就是说，从先验的立场对待“共同的过去”，我们的着眼点，首先应当是“我们”共同的“陌生之物”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当年的胡适高举白话“形式”的义旗一呼百应、风起云涌，刹那间山河变色，正是由于在一定意义上用作构成新文学、新文化的基础——白话，是“我们”和“他们”之间共同拥有的先验形式。②对于各门经验学科来说，当然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绝对的先验前提。不同的、具体的经验研究的先验前提究竟是什么，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各自学科的经验对象予以先验的还原。“陌生之物”之所以是共同陌生的，是因为“陌生之物”对于“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先验的，因而需要“我们”和“你们”共同的努力去挖掘。对于“我们”和“你们”共同拥有的先验的、陌生的民俗形式和民间文学形式，有人说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有人说是非专业类型的语言艺术。③但这些“我们”针对民俗、民间文学的“陌生形式”的先验解读还需得到“他们”的认可，使得“他们”转变为“你们”，而不至于使得“我们”最终仍然是一个人的独白与独断。
其次，对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来说，在形式积淀和先验还原的基础上，“共同的过去”这一经验自我的先验前提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逻辑的前提而不是实质性的历史的前提。先验之物作为我们把握经验之物的逻辑前提，也就不是必须到经验的历史背后去寻找，而是也可以在人的当下存在中发现。因为超越经验、超越历史的先验的存在是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当然是多种可供讨论的可能性中的必然性），而必然性的存在“既是无处不在，又是无处在的”。④“自我在它最深维度中是一个活的存在，在这个存在中，‘持久’与‘流动’合为一体”，这个维度就是“活的当下”。⑤就“我”与“你”之间共同拥有的先验之物是一个“活的当下”而言，研究异文化、他文化的人类学已经先行了一步。因为不同文化主体的经验内容的相异，所以应注重在更加抽象和普遍的层次上去发掘主体之间共同的先验意识形式，从而为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确立共识的前提。⑥对此，一贯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拥有共同过去的经验内容而自得的民俗学家和民间文学家们可以引为借鉴。
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能否再铸昔日的光荣与梦想、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的不断进取继续做出贡献，除了经验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先验的理论建设同样重要。而这两方面，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苦干。从先验的层面构建学科基本问题的理论前提从而葆有学科的终极关怀，无疑是学科青春的保证。也许，我们应当再次回到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关怀上来。这就是：什么是“民”？什么是“民间”？“民间”如何不再只是“他们”？“民”如何能够成为“我”和“你”？对于“何谓民”、“何谓民间”的追问如何可能通过“我”与“你”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最终成为“我们”和“你们”的共同发言？
（*本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民间文化》前言）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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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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