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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公众民俗学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指的是对民俗加以展现或应用的实践活动、以及关于这种实践的理论探讨。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公众民俗学曾备受争议，很长一段时期受到了学院派民俗学者的批判和排斥。但也正是在与学院派民俗学的争论当中，它引发了美国民俗学界关于纯学术与应用的关系、学术研究的目的、民俗学在当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讨论，这些讨论，不仅最终加固了公众民俗学本身的地位，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民俗学理论的发展。本文将主要介绍公众民俗学的兴起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具体实践。
[关键词] 公众民俗学；兴起；发展；实践
[中图分类号] K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4）03-0091-06
一、公众民俗学兴起与发展过程
公众民俗学（Public Folklore）是美国民俗学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开始的阶段又被称作“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它首先指的是关于民俗的实践活动，即在产生民间传统的社区之内或之外的新的语境当中对这种传统的表现（representation）和应用。这种表现与应用，通常是通过传统承载者与民俗学者或其他文化专家的协作努力来完成的②。其次，它也指从学术研究的领域对这种实践所做的批评、研究与理论总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在前者获得长足发展的形势下才逐渐兴起的。
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应用民俗学最初的产生，首先同60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当时，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处于日益加剧的状态，美国除了在军事、政治上不断强化自己的力量之外，在文化上，也十分重视强调自身的独特与强盛。1968年在得克萨斯州举办的盛大的“半球展览”（Hemisfair）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明确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认识美国文化与拉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拉美国家产生一种威慑作用，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味是十分浓厚的③。在这种活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民间生活相关，因此它又吸纳了一批民俗学者来参与相关的组织与策划工作。这些民俗学者，既包括许多州的政府机构从这一时期开始聘用的专职的“州属民俗工作者”（state folklorist）——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策划组织民间节日、博物馆展览、博览会等活动，也包括一部分学院派的民俗学者——上述半球展览活动当中，就曾吸收了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s）等一批后来极具影响力的学院派民俗学者参与其工作。而当时的各种时代情绪，如争取民权的情绪、反越南的情绪等等，也对民俗学工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适应着这种社会思潮，一批民俗学者开始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自己应该运用专业知识为公众、为社会贡献一份精神力量。于是他们也开始主动参与到了民俗学的应用工作当中。
可以说，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应用民俗学或者公众民俗学只是一种民俗实践的活动，它的目的就是应用，是运用民俗学的相关知识来组织具体民俗活动等的一种工作，它同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不同的。但很快，随着公众民俗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它与学院派的研究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在美国民俗学会当中，就包括了来自大学的民俗学者和大量来自公众领域的民俗学者，两者之间因此有了许多发生交流与碰撞的机会。于是，在民俗学的学科内部，又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强调“纯学术”与倡导“应用”之间的对立和论争，这就使得“公众民俗学”成为了一个在学科内部长期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除了政治气候的影响，公众民俗学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也同民俗学在学术界乃至社会当中地位的低下、影响的微弱、以及民俗学者对这门学科性质的认识之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民俗学最初的兴起，主要是由一批爱好者发起的。美国民俗学会的创立者是来自各个领域的热爱民俗学的学者，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都具有较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因此并没有认识到为民俗学进入高校课程而努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使得美国民俗学丧失了一个较早获得建设和发展的大好机会。直到1960年代初，印第安纳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后成立民俗学系和民俗学专业之后，民俗学才作为一门专业开始正式进入了大学课堂。但是，它在使民俗学在高校中获得独立地位的同时，又面临着所培养的学生无法找到合适工作的现实困难。因为其他大多数的高校都没有民俗学系，有限的几处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最后只能去教别的专业或从事其他工作。
这种状况，也是使一大批的民俗学者投入到公众民俗学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这个领域，民俗学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位置，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于社会。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系的亨利·格拉希（Henry Glaie）教授，今天在美国民俗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在于1960年代末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博士学位之初，就曾经做过宾州的“州属民俗工作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当时必须先找到一份工作来谋生，而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他热爱民俗学的研究事业，可是那时候的社会却没有为他提供更多的进行纯学术研究的位置。
此外，公众民俗学的出现也同民俗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等的重新认识和界定等有直接关系。在美国民俗学会成立的早期，其中的一大批成员都是博物馆工作者，关于物质民俗的研究，可以说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后来，由于大学的民俗学教授大都是在英语系或文学系工作，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是在语言文学方面，而正是他们培养了民俗学的学者队伍，他们的思想也因而成了主导的思想，所以使得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美国民俗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关于物质民俗的研究则被划在了民俗学的范围之外。结果，很长一段时期，那些在博物馆工作的民俗学者只能望洋兴叹。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欧洲民间生活运动影响的逐渐扩大，美国民俗学界的研究重点从仅限于文学和语言艺术的领域，又重新扩展到了关于物质的、文化的研究范畴，并逐渐出现了关于民间生活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著作。
适应着新的社会需求与学术发展的新形势，美国民俗学界内部开始了关于学科性质、价值和功用等问题的重新思考，罗杰·亚伯拉罕、理查德·鲍曼、亨利·格拉希、鲍勃·伯恩顿（Bob Byington）等一批年轻的民俗学者，开始积极倡导关于民俗应用的研究，他们还成立了应用民俗学委员会。但在他们开始这一工作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应用民俗学的观点却受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强调学院派研究的民俗学者的猛烈批判，应用民俗学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曾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被驱逐出了美国民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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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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