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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实践的理论梳理
第三个，甚至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怎么来看女性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四人帮”一倒台，大家考进大学来学习。因为对外开放了，我们接触到很多新的理论，很多新的方法，而且确实有点如饥似渴，饥不择食，确实称得上一次思想解放。那个时候，缺乏选择、鉴别和分析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甚至是有点盲目，怀着一种部分是崇敬、部分是敬畏的心情，甚至还有几分迷信的态度来介绍和学习。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来看待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秋瑾她们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像辛亥革命，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学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个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又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其实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因此从一开始起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它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放自己。我们中国近代这段历史和中国这段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世界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这是非常可惜的。斯皮瓦克她们其实是把印度的那些资源介绍到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叙述里，所以她不但自己变成了西方意味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够把把印度的经验带进来。但是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给千百万妇女带来了这么大变化（在持续的变革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的解放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是一些事实和个案，而没有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形成相应的范式和概念。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科学会议和论坛，我觉得中国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很大程度上没有进入，而对于这样一种现状，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但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却不觉察。
不觉察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记得我教过的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她们临离开中国时恨不得是哭着回去，说我们一旦回到韩国和日本再也没有在中国这么从容、平等、欢天喜地、嘻嘻哈哈，和老师，和男性的同事同学自由和自然的交流。日本和韩国经济比我们发达得多，但是他们的男女平等比我们差得多，我觉得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国的男女平等和女性的这个地位，不只是家庭里女同志做主，我觉得其实也是在社会意义上，比如说女性的就业程度、受教育程度，甚至是健康意义上，像1950年代以后，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下来了。而这样一个成就其实我们自己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我以前也接触过妇联的老领导，我就觉得我们以前花了很多精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用最低的成本，那个时候基本上不是用钱，爱国卫生运动、扫盲运动，还有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到30年的时间，人均预期寿命翻了差不多一倍，从1950年的30多岁到了1980年的60 多接近70岁。健康上也是，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况。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各种疾病，从霍乱、天花、麻风，到结核、血吸虫、疟疾、性病，直到日常的感冒发烧闹肚子，都得到了控制，有的基本上被消灭了。这样使得整个中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30年一代人的时间吧，就变了一个样，但是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没感觉，甚至成天抱怨怎么把人口搞上去了，殊不知那恰恰是防疫保健医疗的改善和全民体育健身运动，还有高就业、大范围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等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过特别困难的时期，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文化大革命时也食品短缺，凭票供应，发展中有很大的起伏。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叙述，印度虽然不会有大跃进这样的事情，但是整个印度的发展，拉开了看的话，每过5~10年印度的非正常死亡的总和就是我们一次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数，而我们50年下来 60年下来并没有那么多因为饥荒和灾害而造成的死亡，所以直到现在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仍比我们的要低得多。
我去印度（包括去印度的农村）时发现，印度的非正常死亡很多都是农村的女性。而这个死亡既包括由于保健、防疫、医疗不及时带来的，也包括家庭暴力带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也弄不清印度一年被丈夫们杀死的新婚妻子们有多少人，有些年要高一些有些年要低一些，有些邦统计得实一些，有些邦根本不怎么统计或无法统计。因为按照印度传统，女性嫁到男方那儿有很多嫁妆，由于她是外村嫁来的，这样，比如有这样的父子俩，这个丈夫加上他爹就合谋把这个媳妇给杀了，他们家就得一笔巨额财产，然后他们又可以去讨第二个媳妇。有些人家通过杀两个新媳妇他们家就发了。再讨第三个过日子。因为你是外村嫁来的，你就无处去申冤。全村人都说她是病死的、跳河死的，不会说是被谋杀的。农村妇女绝大多数事实上是不会、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1947年印度就独立了，建立的是议会民主制，但是直到现在，它的文字是不统一的，印度国家的文字有30多种，事实上的语言有300多种，这30多种不同的方言不通，因此在议会、法院里，你经常只能说英语。整个印度的人口很多，真正能说英语的5%不到。对印度农村妇女来说，法院不只是有理没钱别进来，而是根本就不可能，用地方方言你如何去告。我就觉得我们这个1950年代以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走的道路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资源没有进到社会科学，没有经过整理、吸纳，把它变成理论,非常可惜，所以这是第三个“陷阱”。
李小江最近写了好多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她反省自己怎么从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到又回过头来看中国自己的历史和实践。我们其实很容易身在其中而感觉不到我们的资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自己与世界银行合作过很多年，他们从1984年进入中国，从那时起一直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健康（防疫、保健、医疗）、教育（包括全民扫盲，农村妇女扫盲）和基础设施（灌溉、农田水利等）这三个领域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这个遗产。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政策对头、路线对头等等，都对，但其实还因为有着健康体魄的一代劳动者。如果没有这么一代，如果还是东亚病夫，如果没有那些基础设施，没有那些最基本的教育，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当然现在农村孩子失学很严重，农村的女童失学更严重，但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到城里打工的那些农村小女孩的正规教育确实是初中都没念完，但是她们心灵手巧，很快就能够生产出包括索尼电脑、高级照相机在内的产品，而且她们也没有经过什么长时间的培训，一个星期就上岗了，远销世界的产品现在早就不是旅游鞋、玩具和袜子了，高端的或者是准高端的科技产品也有，就是说那里有一支很强的劳动者队伍，这支队伍是这一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包括一整套的制度，和它们的实际运作。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讲到性别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把它忘记了，至少还有待于我们社会科学来努力，努力把这些实践也总结成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哪怕是一些概念、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看发展可能就不只是 GDP，不只是收入。像联合国开发署多年来做的那样，已经不只看GDP和收入，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识字或者教育纳进来了，这样就有一个人文发展指数，这样看世界至少要全面得多。
把中国的很多实践纳入性别主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现在主流的叙述其实是西方的白色男人主宰的，而性别主义基本是西方的白色女性争地位、争权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不只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我觉得广大的亚非拉女性和她们的实践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过一套叫另类发展的丛书，其中有一本叫《沉默的另一半》，是叙述南亚的妇女怎么被压迫、被剥削，怎么求解放的。拉美也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同一套从书中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但是这些经验基本上还是没有进入到主流的叙述里面，这确实有待我们努力。虽然已有很多人在努力，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孜孜不倦，试图把中国几千年的汉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社会学者，他带博士就不用西方的任何概念，而用三国、水浒、史记、汉书里的那些概念来写。当然也有些搞文学、历史哲学的人试图振兴国学，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那也是一种努力。整个第三世界的实践是曲折的，1960年代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我在1970年代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第三世界的书叫《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和希望》。它是讲亚非拉的看不见的生命力、创造性，在苦难里面自身所孕育的可能性，而不是等着被解放、被启蒙、被教化，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要说性别，feminism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男女平等的视角或者是性别平等的视角，这就使得女性变成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至少和男性是平等的。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基本上还是等着被指导、被教化、被启蒙。西方来的小年轻人一来就可以指导我们，他们未必一定比我们懂更多，就因为来自西方世界，有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以说话显得更有底气，也似乎就更“正确”。
我自己这些年在教科文参与研究课题也好，做它的重科学项目的评审也好，我觉得发展中国家也试图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讨论、争论中，而且在这个争论中也能有自己的一点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平台，当然它本身是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为了防止战争和促进和平，作为联合国系统惟一以教育、科学、文化为名目的组织。它的欧洲色彩重，当然从一开始起“第三世界”进入的也很不少。里面是多元的，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它的宪章里就宣扬文化多样性。直到2007 年底，《文化多样性公约》诞生，我们国家也起了很大作用，全世界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基本上全票通过这样一个公约，现在它正在起草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报告。这至少是一个尝试，虽然直到现在还不是很成功。我们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直出版汉语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那个杂志就是教科文的杂志，那个杂志登的文章很多是非西方中心论的，是世界各国的非西方人种、有色人种，还有女性学者写的，但那样一种叙述直到现在还是非常边缘的。我们中国现在讲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怎么样进入世界，别人怎么看我们，确实都很重要。它不是个面子问题，我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他还不知道怎么行为，虽然人已经长得很高，但还不会象大人那样来行为。我们有时候说话办事不知道怎么说，说的方式可能别人不能接受。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适应别人，照着别人去说，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一方面，虽然印度的社会发展好像比我们落后得多，贫富悬殊比我们严重，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比我们差，基础设施比我差，但是因为印度确实培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比如说300万的精英，那批人他基本上知道怎么去说，从甘地到斯皮瓦克、阿玛蒂亚森这些人，还有一些在印度本土，从来不出国的，但是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表达自己，既用别人能明白的方式说，又能保持自己的自主性。这是很难得的。返观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有点自说自话，自己照着自己的说法，然后把它硬硬的，一字对一字的翻译成外语就去说给外国人，人家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不但和你的形象有关，还和你实际上确实做了什么和怎样做有关。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说得极端一点，1980年以后，知识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本来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放弃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这些都没得说。但是我们过去做的事，也不只是阶级斗争，也包括提高识字率，增强全民免疫、保健，降低婴幼儿孕产妇的死亡率，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增强了人民的体质，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这些其实原来都是花小钱办大事，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似乎什么都是钱，没钱就干不成事，钱少了也不行。许多时候投下去的钱也不知道都做了什么，总不能就只剩这么一个手段了。而我们以前动员群众，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全民健身运动，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其实是最典型的花小钱办大事，是不应被轻易抛掉的。
社会实践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当然也有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可能需要多少代学者，甚至是耐着寂寞的长期研究，现在是有点太急、太快，都是以带资金的项目为驱动。项目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任务明确、目标明确，然后就操作。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点像卓别林那个《摩登时代》，很机械，变成好像生产袜子、皮鞋、纽扣，人仅仅是工具而已，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科学要酝酿好多年、好多代，经过多少次试验和失败，社会科学虽然不像实验室里的试验，但你必须允许它失败，允许它多少年不出“成果”，它需要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而我们现在，就好像一定要马上成功，结果大多是短平快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实践是如此的丰富，不只是性别问题，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理论却是如此的苍白！没形成几个概念，我们的社会学就只有费老提的那个“差序格局”的概念，没有自己的概念，连社会、国家概念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人那儿借用汉字，从西方的语言里翻译成日文，然后我们又从日文拿过来，于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到了中文里它就跟我们的理解很不一样。我们以前也有这么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与西方语言里的一是不一样，再还原到西方的语言，有时得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有时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大问题，第一就是急功近利、短平快和项目化，成了生产皮鞋、袜子和纽扣一样的过程；第二就是因为比较商业化，由于金钱的驱动，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最后就是照猫画虎。我们现在出版的著作很多，课题也很多，好的作品很少。过去没有课题，老先生们的那些著作都是很有份量的，它们确实不是钱能堆出来的。我觉得全世界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甚至是我们也是跟着学的，比如说我们跟中国香港台湾学，香港台湾跟新加坡学，新加坡跟日本学，日本跟美国学。
现在，中国也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好，大量的实践概括不成理论，我们当然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但我说的是学科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我觉得有时候不得不求其次，现在不是只有短期课题缺少长期课题吗？那我们把长期课题短期化，一次课题可能还是二年三年，但是其实这三年跟下三年再下三年，就可以是个九年的课题，只不过把它分解为三个三年而已。可能就得这样，否则就是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看上去很多，其实留不下来。而如果连续9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一直关注一个或一类问题，几十年下来就可能形成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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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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