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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把历史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引入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中来，打破了传袭既久的中国儒学家们所创立和发展了的天命观哲学基础。如学者们透过歌谣研究中国的社会民族问题，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常惠《歌谣中的家庭问题》（第8号）、刘经《歌谣与妇女》（第30号）、刘经《歌谣中的舅母与继母》（第46号）、黄朴《歌谣与政治》（第37号之歌谣周刊纪念增刊）等对中国家庭问题的研究，以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思想，丰富和拓展了初创时期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架构和内涵。
（3）他们逐步把西方民俗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特别是比较研究法介绍到中国来，并使之与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诸如训诂、考订等）结合起来。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上、后来为《歌谣》周刊转载的《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④，应该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以比较研究法研究歌谣的文章，在后来的歌谣研究中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周作人作为《歌谣》周刊的编者，在该刊和《晨报》等发表的文字中，对西方民俗学的思想和方法的介绍，对于推进歌谣的研究也起了重要作用。
（4）《歌谣》周刊前后历时八年，虽然主要以提倡歌谣搜集渐而及于故事传说材料为要旨，但一些学者，如顾颉刚、董作宾、白启明、刘经、张四维、孙少仙、刘策奇、王礼锡等，也在歌谣、传说、故事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个乡土研究的流派，并创造了至少两个研究范式：一个是歌谣的，即董作宾的歌谣《看见她》母题研究；一个是传说的，即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那时“传说”、“故事”的界说还缺乏严格的界定）。顾颉刚的吴歌搜集与研究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拟另文论述，这里仅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为例，略谈《歌谣》周刊在歌谣研究上的贡献。董作宾在《歌谣》周刊62、63两期（1924年10月5日、12日）刊行专号《看见她》两期，开歌谣“母题”研究之先河。他从歌谣研究会征集到的7838首各地歌谣中，挑选出属于“看见她”母题的歌谣45首，又从中分解归纳出“娶了媳妇不要娘”、“寻个女婿不成材”、 “隔着竹帘看见她”三个母题，进行统计学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我把有线索可寻特别相同的地方，详细比较一次，作出个粗疏的分类，结果发现了‘两大语系’、‘四大政区’的关系。原来歌谣的行踪，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尤其是水便于陆。在北可以说黄河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在南可以说长江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并且我们看了歌谣的传布，也可以得到政治区划和语言交通的关系。北方如秦晋、直鲁豫，南方如湘鄂（两湖）、苏皖赣，各因语言交通的关系而成自然的形势。这都是歌谣告诉我们的。”次之，他又作内容的和地理学的比较研究，在传承路线上取得了颇有说服力、因而十分可喜的结论。再次，他运用中国传统的训诂考订方法，对字、词、句、段进行考订，校正内容的合理与流传的变异。从而他得出结论说：“一个母题，随各处的情形而字句必有变化，变化之处，就是地方的色彩，也就是我们采风问俗的师资。所以歌谣中一字一句的异同，甚至于别字和讹误，在研究者视之都是极贵重的东西。”①
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的研究，以及围绕着“看见她”母题开展的讨论，被后来学者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歌谣研究的一个范式，也为当时世界范围（特别是日本）的“文化移动学说”增添了中国文化的例证，并成为我国歌谣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鼻祖。
思想分歧未果而终
前期歌谣运动的学者主要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大多是“五四”前夕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化革命思潮的大形势下集拢而来的，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显得很是驳杂。歌谣研究会的成立，虽然在歌谣征集处之后又酝酿了三年之久，但毕竟还是很仓促的，应该说周作人在《歌谣》的发刊词里所宣布的歌谣运动的两个目的，想把西方民俗学的套路和由“国风”开启的中国文化传统弄到一块，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歌谣研究会内部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并非偶然。这种分歧或矛盾，在歌谣研究会的会刊《歌谣》周刊的版面上随时都能从字里行间见得到闻得出。
《歌谣》周刊的负责人周作人在该刊第10号上撰文说，研究歌谣（具体说研究童谣）者有三派：“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管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②歌谣研究会成员杨世清在《歌谣周年纪念增刊》撰文说：“现在研究歌谣的人，从他们的目的看来，大约可分以下四派：（一）注重民俗方面，（二）注重阴韵训诂方面，（三）注重教育方面，（四）注重文艺方面。在这四派目的里边，本难说哪派重要，哪派不重要；不过默察现在的情形，似乎注重文艺方面的人，较为多点。”③三派也好，四派也好，总之是在认识上和目的上存在着分歧，而且这种分歧越来越扩大。歌谣研究会成立时的元老之一的沈兼士，以及钱玄同、魏建功、林玉堂，甚至董作宾，主张通过歌谣研究方言。周作人、常惠，他们都是文艺家，但在歌谣研究上，却都明显地倾向于民俗学而非文艺学、或曰逐渐从文艺学转向民俗学。尤其明显的是周作人，他是最早绍介和运用英国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的理论的主要人物。常惠受周作人的影响，并发展了周作人的理论，把歌谣研究归结为一句话：“歌谣是民俗学的主要分子，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而这句话几乎成为歌谣研究会一时的行动口号。刘半农、胡适等是坚定的文学派，他们主张搜集研究歌谣的目的是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快新的园地。胡适早在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之前就著文写道：“近年来，国内颇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具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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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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