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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以来，随着人文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史诗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古典学所擅长的语文学方法得到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新的转向也开始出现。丹麦民俗学家Alex Olrik（1864~1917）的《民间叙事的史诗法则》（“Epic Law of Folk Narrative”），[8] 就是通过比较大量不同类型的材料，试图总结出一整套民间叙事的基本法则来。鲍勒（C. M. Bowra）对世界史诗传统的大规模总结，也颇为引人注目。他的《从维吉尔到弥尔顿》（1945）以及《英雄诗歌》（1952）堪称代表。不过，鲍勒的研究，还是基于“文学学”的视域，观点的方法，难脱窠臼。
以另外一些人为代表的新研究方向，夺城拔寨，显示出很大的冲击力。几个重大的事件，成为该动向的标志：其一，哈佛大学教授艾伯特·洛德的《故事的歌手》于1960年首版[9]，标志“口头程式理论”（也叫“帕里—洛德理论”）形成。其二，聚集了全球最有影响的史诗学者的“伦敦史诗讲习班”，不间断地活动了8年之久（1964~1972），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10] 其三，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核心阵地《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于1986年在美国面世。
在这个新方向上，北美是重镇。有哈佛大学一脉传承的几代学者，他们是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和格雷戈里·纳吉。还有《口头传统》学刊的创始人和主编、著作等身的约翰·弗里。在欧洲，我们可以提到芬兰和印度史诗专家劳里·杭柯，德国突厥史诗专家卡尔·莱歇尔等人。
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出身于古典学阵营的青年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对古典学领域里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意欲解答这个千古悬疑——谁是荷马，他是何时以及怎样创作出被我们叫做“荷马史诗”的诗歌的。关于荷马，历来聚讼纷纭。从生活时代距离荷马较近的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到稍晚的犹太牧师弗拉维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生于公元37／38年），二人都没有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具体的信息。18到19世纪之间，在欧洲古典学领域，“分辨派”和“统一派”都试图对“荷马问题”做出解答，只不过观点相左：前一派提倡荷马多人说，其主要依据是：荷马史诗里存在的前后矛盾之处，很难认为是发生在由一个人构思完成的作品中；荷马史诗中使用的方言分别属于古希腊的几个方言区；荷马语言现象所显示的时间跨度，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等等。[11] 而后一派持荷马一人说观点，他们力主荷马史诗是某位天才独自完成的作品，却又拿不出太过硬的证据来。他们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学术上也不够严密，其学说更多地建立在主观臆断之上。还有一些介乎两端之间的态度，认为荷马史诗不是诗人荷马独自完成的，但他在史诗定型中发生过相当大的作用。我国也有人采纳此看法。[12]
帕里对“荷马问题”的索解，引发了古典学领域的一次大地震。他和他的学生兼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1912~1991）共同开创了“帕里-洛德理论”（也叫“口头程式理论”）。这个理论的创立，有三个前提条件和三个根据地：三个前提是语文学、人类学和古典学（特别是“荷马问题”）；三个根据地是古希腊、古英语和南斯拉夫史诗演述传统。十九世纪的语文学，特别是德国语文学的成就，以及西方人类学的方法，特别是拉德洛夫（Radlov, Vasilii V）和穆尔库（Murko, Matija）的田野调查成果，开启了帕里的思路。通过对荷马文本作精密的语言学分析，从“特性形容词的程式”问题入手，帕里认为，分辨派和统一派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而且也“必定”是口头的。为了求证他学术推断的可靠程度，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若干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现场实验”（in-site testing），他们证实了拉德洛夫的说法——即在有一定长度的民间叙事演唱中，没有两次表演会是完全相同的[13]。 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歌手所唱同一部作品记录文本的比较，和同一位歌手在不同时候演唱同一部作品的记录文本的比较，他们确信，这些民间歌手们每次演唱的，都是一首“新”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一首与其他歌有联系的“一般的”歌（a song），又是一首“特定的”歌（the song）。口头史诗传统中的歌手，是以程式（formula）的方式从事史诗的学习、创编和传播的。这就连带着解决了一系列口传史诗中的重要问题，包括确认如下事实：史诗歌手决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述史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结构作品的。通俗地说就是，歌手就像摆弄纸牌一样来组合和装配那些承袭自传统的“观念部件”（idea-part）。由此可知，堪称巨制的荷马史诗不过是传统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偶然闪光，等等。
今天看来，20世纪中期，注定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时期，在人文学术领域尤其如此。在《故事的歌手》面世大约两年后，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分别身处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五位学者，发表了四种论述，不谋而合地将“口承文化”的属性以及它与书写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4种论述是：传播学家麦克鲁汉（M. McLuhan）的《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1962），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作家伊恩·瓦特（Ian Watt）的论文《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以及古典学家哈夫洛克的文章《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1963）。[14] 关于口头传统与书写技术之间关系的探讨，为后来的口传史诗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理论支点和更为开阔的视域。
大约同时期，也就是1963年10月29日，在伦敦大学的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College）举行了一个题为“历史与史诗：其相互关系”（History and epic: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的研讨会，会上大家倡议建立一个研讨史诗的讲座系列。于是，著名的“伦敦史诗讲习班”（London Seminar on Epic）得以建立。从翌年6月22日开始首次活动，到1972年3月21日末次活动，历时8年。在牛津、剑桥和伦敦这个三角区域之间，史诗研讨机制建立起来了，研究不同传统的史诗学者纷纷来到这里，宣读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同行交流和沟通。作为该讲习班的创始人和主席，伦敦大学的德语教授哈托（A·T· Hatto）对该讲习班的活动和成就，有精彩的回顾，见由他主编出版的两大卷成果《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London, 1980, 1989）。该讲习班宣称，它们的学术工作，联系着史诗学界前辈们——突厥学创始人拉德洛夫，古典学者多米尼克·孔帕雷蒂（Domenico Comparetti），俄苏学者日尔蒙斯基，以及英国的鲍勒爵士等。帕里和洛德也名列“前贤”之中。这个有23位成员的讲习班，一共邀请来宾作学术报告31次，内容涉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古希腊、俄国（欧洲及亚洲部分）、西班牙、泰国、苏美尔、芬兰、古代法兰西、蒙古、东南欧、罗马尼亚、斯瓦希里（非洲）、古印度、日本、古代阿拉伯、中东等。其地域涵盖了“冰岛－乌干达－泰国－蒙古”，可见大部分欧亚地区都在谈论范围之内。其中一些报告人并不是该讲习班成员，该讲习班也不可能将所有杰出史诗学者一网打尽。不过，今天看来，其学术活动仍然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是在学术范式的建立和热点问题的追踪上，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史诗学术的水平。
四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古典学的重镇，也是民俗学的摇篮。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口头文学研究，经历了以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 帕里和洛德为代表的四代学者的薪火相传，形成了一个半世纪的学术传统。接力棒现在格雷戈里·纳吉教授手中。他是古典学系教授、著名希腊文学专家、口头诗学理论家、印欧语音韵学家。哈佛大学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发祥地，其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成就了纳吉。今天，他已是哈佛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和跨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理论权威，其学术研究涉及古代希腊文学、神话学、修辞学、语文学、比较文学、口头叙事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立足于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高度关注古代希腊诗歌文本的口承性及其表演传统的复原性比较研究，在口头诗学理论的拓展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学和希腊文化研究的范畴，对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术期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创办者（1986年创刊）、当今美国口头传统研究和史诗研究的权威约翰·弗里教授，研究领域涵盖古希腊史诗、中世纪英语（盎格鲁─萨克逊语）文学和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等领域。1986年弗里在密苏里大学建立起“口头传统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一直担任中心主任，被视为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领军人物。从弗里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他早年热衷于运用和实践“口头程式理论”，并提出了许多新鲜见解。近年的学术成就，更多地集中于口头诗学法则的完善，并将“讲述民族志”、“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20世纪最为重要的民俗学理论，创造性地熔铸于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先后系统地提出了“口头传统的比较法则”、“表演的场域”、“传统性指涉”等学说，从而构造出独具学术个性的口头诗学体系和口头诗歌文本的解析方法。顺便说，在对伦敦史诗讲习班的成果作总结时，编者提及刚刚创立不久的学刊《口头传统》，希望它成为以后国际史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阵地。今天看来，这个当初的“愿景”没有落空，这份刊物现在已经成为口头传统研究领域（许多论题是围绕口传史诗展开的）最重要的学术阵地。
20世纪活跃的史诗专家，还有芬兰民间文学家、比较宗教学家、民俗学家和史诗领域的专家劳里·杭柯。他早年致力于比较宗教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范围包括民间医术、民间信仰、神话与仪式、挽歌、民间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芬兰民俗学学术史。他在史诗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斯里史诗的文本化》（1998）等多种。 杭柯后期在印度开展的田野工作和研究侧重于口头诗歌的学理性问题，以及重新评价《卡勒瓦拉》作为传统史诗的作用等。他关于“准书面”（semi-literary）史诗的研究，关于史诗歌手的“大脑文本”（mental text）问题的总结，以及史诗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等，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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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朝戈金博客 2008-11-04 19: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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