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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动与普查：材料的搜集整理及其被使用
求全意识大概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特征，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发端，是以运动的形式来展开的，从一开始，发起者们就曾企望能有“汇录”和“普遍”的成绩。
1918年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使用了两种征集方法：“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44]他们满怀热忱地“把简章印刷多份，分寄各省的教育厅长，利用他高压的势力，令行各县知事，转饬各学校和教育机关设法广为采集，汇录送来。这样一来，那愁采集的地方不能普遍！谁知‘大谬不然’，结果，那些文书都是杳如黄鹤，未曾发生半点影响。”[45]对于这种指望官方代理的征集办法，张四维曾有一段评说：“故欲求各行政官厅或各劝学所征集，那是完全无望的。他们或许以为贵会是害了神经病呢！”[46]
于是他们改变策略，“从事于采集的宣传，每周发刊一纸[47]，附属于《北京大学日刊》藉以鼓吹研究歌谣并引起搜集之兴味。”[48]《歌谣》的力量是巨大的，很快风靡全国，大批新青年受到感召，纷纷着手搜集，并尝试着不同的搜集方法。
大家都在想办法，也有许多人认为“非寄迹民间，随时随地留心，当件终身事业做不可。”[49]后来河南第一女中教师白启明向《歌谣》提供了《采集歌谣的一个经济方法》，即以教师身份“向全体学生要求他们每人最低限度缴交歌谣（或谜语）十首。若十首以上或数十首或百余首，那更愈多愈好了。”[50]这又是一种小范围的“运动”方式，他们以这种方式，每位老师收得几百首歌谣。
但这种搜集方式的弊端也有很多，崔盈科就说：“学生们所找给我一部份的歌谣，很有些靠不住。从歌谣书上照抄的，或是自己编出两首来，或是觉得真歌谣太俗而不愿写。这是中等学生的通病。小学高级学生呢？凡写到有难写的字句，也就丢掉几句，或是他就不写这首歌谣了。”[51]尽管存在这样一些遗憾，残缺的资料总比没有的好。
至于北大风俗调查会的失败，除去社会认同和调查者素质的原因外，调查表本身也受到质疑，陈锡襄就曾指责调查表内容过于空泛，[52]他说：“北大的风俗调查表的规划偏于，要得个普遍的观念，——其它的表也多如此——结果，报告的人也就偏于浮泛。调查风俗当然可以拿一个区域作对象，其实，关于一种类或一项目的翔实记载，或者反而有用。”[53]
1929年，杨成志在即将完成西南民族调查的时候，因为急于扩大战果，也曾产生了类似当年北大歌谣征集处让政府代劳的天真想法，他说：“我现在更有一种理想天天盘旋脑海中，那就是我想和云南省政府合作，把云南全省的民族作一个鸟瞰的调查。其法分为两种：附近昆明诸县由我自己亲住考察，较远而又难到的地方，由省政府责成该县县长照调查表（此表当然由我制定）分填。”[54]这一提议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无疑是天真的，事实上也没有下文。
1949年以后，学者们的这种普查情结终于得到全面实践的机会。
1958年的“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运动大概是全国性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的开端，这次被称作“文艺生产上的大跃进”的运动式搜集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会有从新国风的基础上创化出来的新楚辞”。 [55]该运动“由党来负责搜集民歌，各省各县，将村村采风，人人关怀，……以前我们计划十年八年内做的事，现在只要一个不长的时间就能办到。”[56]运动式的全面普查当然会很容易在短时期内作出巨大的表面成绩，一涉及对某个地区或某种现象的调查，我们最快想到的方式总是普查，而普查的开展必然地要依赖于运动的发起。
但是，这次运动完全混淆了搜集和创作的界限，从后来各地出版的“歌谣集”、“歌谣选”来看，充斥着口号式的作品，以及对当下政策的夸张吹捧、毫无特色的模仿与创编，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搜集工作只代表了运动本身，可能具有“运动史”的个案研究价值，很难认为具有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钟敬文说，“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仍在研究讨论中，尚未作出正确的统一的结论”，[57]那只不过是站在学术立场上的否定意义的委婉表达。
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搜集要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作用，在一些指示性文献中，是很少被人提起了。”[58]反之，在民歌搜集运动的带动下，作为政治任务而展开的小范围的革命故事、阶级斗争故事、新生活故事的普查工作仍在各地频有发生，由于政治标准的原因，这种“普查”运动搜集而来的民间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很难说具有完整的“民间性”。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运动并非17年时期搜集工作的全部，钟敬文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在我国各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保存着大量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这些内部资料大都是忠实于原貌的”，即使剔除那些急就的政治产物，“在大量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已建立了其大无比的人民艺术宝库，对世界人民文化，文献的保存和发扬，作出了相当贡献”，钟先生一再强调当时存在的问题已经是“研究工作赶不上收集工作。收集多，研究少。”[59]
但是，钟敬文的提醒在长期疏于研究的民间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拨乱反正之后，民间文艺工作者们仍然执着于对理想的“普查”工作的迷恋：既然1958年的“大跃进”受到了政治导向的局限，就应该重来一次纯粹为学术和为文学的、非政治目的的普查工作。1983年4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议决由文化部、国家民委、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简称“三套集成”。
三套集成动员了上百万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展开了“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全国各级文化部门在这次普查中已经结集出版的成果即已超过万卷。以浙江为例，历时8年完工，“据全省普查统计，共搜集民间故事158089篇，歌谣69844首，谚语512492条，总字数达2亿以上”。[60]小到冀中平原一个281户的农庄，就已编辑出版了200万字的《耿村民间故事集》。个人的搜集成果也极为可观，仅笔者手头一份《薛汕待出版遗著目录》称，薛汕个人编辑的《中华民族歌谣大系》一项，即达300万字。
1986年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确定集成必须是“由专家审阅和编定的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作品总集”，并对三性进行了严格界定，强调以科学性为三性核心，集成总编委会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操作方案进行研讨和座谈，对参与普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复的培训，对记录、整理、编纂等作了细致入微的要求。[61]
故事集成前后由钟敬文、刘魁立担任主编，副主编则为许鈺、张紫晨等人，阵容专业且强大。从现已出版的故事文本来看，充斥着大量的不完整以及非主流意识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存在恰恰可以证明故事的“原生态”。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看，这次普查工作都是功不可没的，肯定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普查中的所谓“三性原则”，比过去的理论家如刘魁立的设想多出了一个“代表性”，所谓的“代表性”主要是针对整理工作而言的，要求入选作品在地区、民族、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有代表性，在不同异文的作品中，则优先选入最完整、最优秀、最有特色的作品。这一标准无疑带有“A·托尔斯泰整理方法”的烙印，而且“三最”标准最终必然滑向以“文学性”作为标准，这些，都恰恰是刘魁立早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中就已经批评过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作为一项上百万人参与的搜集运动，如果不讲“代表性”，只要搜集了就能发表，我们且不说在政治上是否允许，仅在可操作性上，恐怕任何政府都难以承受这种出版压力，图书馆也难以承受购买压力，读者更无法承受阅读压力，甚至可能助长伪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这就产生了一对必然的矛盾：要代表性，就必然削弱作为“三性”核心的科学性，不要代表性，就难有可行性。这是民间文学的“普查”方式自身所无法调和的矛盾。
众所周知，普查总是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进入操作，“解放后的采集，除个人方式外，更多的是采取集体方式进行。”[62]进入20世纪80年代，各地民研机构仍然热衷于以采集队的形式小范围地进行拉网式普查。学界对这种搜集方式向来只说好处不说坏处，事实上，采集队式的调查往往很难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笔者手头有一份1930年的资料，这年5月，中山大学生物系广东瑶山采集队初到粤北的荒洞时，瑶人因见如此大队人马，遂“心怀恐惧，全村少壮走避一空，唯老弱留在，欲事深入采集，无从着手。”采集队转往公坑，结果“村人又惴惧，匪特不敢开门延客，甚至有所询问，亦只唯唯否否，且思鸣金聚众以逐客矣。不得已遂归。”[63]
因为运动式的普查和团体的采集活动的诸多弊端，这些来之不易的搜集整理的最终成果不仅没有成为研究工作者们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意外地，反而成了研究者们拿不出象样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最主要的藉口。
目前的状况是，堆积如山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集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材料的被使用情况却乏善可陈，各大高校图书馆的民间文学资料本大都尘封日久。一方面是既有资料的无人问津，一方面我们还在不断呼吁“要发展我国的民俗学事业，必得加强田野作业，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64]有关田野作业方法与重要性认识的著述同样汗牛充栋。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强调材料的不够用，更高级一点的理由是：资料虽多，但是科学、可靠的资料不多，因而无法有效使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直被我们看作商业行为而非科学行为的林兰的近40集传说故事集却成了艾伯华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主要参考资料。同样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陆续出版，在国内“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它们，倒是中国台湾和外国的学者如获至宝”，[65]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每俟大陆出版一批故事集成，他们相应就推出一部该集成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当然，我们可以很不以为然地认为这只是故事学、叙事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层工作都还没有展开的话，后续的研究离开我们就更加的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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