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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搜集整理”及“田野作业”的提倡及理论探讨的回顾，认为：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田野作业，只是对过去搜集整理工作的一种更名延续。理想化的搜集整理，是全面的普查工作，普查常常依赖于运动，而学术运动这种集体行为，往往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②已有的普查成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既有的文本，也是今后工作的出发点，我们一方面必须依赖这一成果深入理论研究，一方面必须告别普查模式的田野工作。③我们的搜集整理永远不可能达到形而上的“科学性”要求。当我们进入田野的时候，应该带着自己的理论假设，到实地检验或修正这些假设。
关键词：搜集整理 田野作业 科学性 普查模式 理论研究
在民间文学界，原本通用“搜集整理”来指称原始资料的获取和管理，1985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在江苏南通召开了一次题为“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的座谈会，首先在学科内推行“田野作业”一词，并相应地开设了“田野作业”的栏目，明确地“把田野作业升华为研究方法来讨论”，[1]极力提倡一种“立体的、多面的”调查方式，“会上，专家们对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反思是深刻的，人们一致认为那种仅仅以搜集作品为全部调查内容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它的狭隘性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2]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对过去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一系列对策和方法。
座谈会的议题指向显然具有民俗学的背景。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民俗学的复兴让大多数陷于研究困境中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受到了鼓舞，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也意识到了传统口头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局限，急切要冲破这一“狭窄”、“孤立”的作业方式，但一时又找不到突围的出路，于是，只好模糊其概念，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瓶旧酒的田野作业观：以田野之名，行搜集整理之实。
搜集整理一旦披上田野作业的外衣，马上就变成一种“研究”方法，而且不仅被民俗学界，也被民间文学界[3]当作了甚至最重要的方法，反复提倡。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兄弟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在中国的大踏步发展，民间文学研究的停滞不前日益成为圈内的话题，许多学者甚至把民间文学研究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因也归结为田野作业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就某些特定的年代来说，这一说法当然有它的现实根据，但当各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相继出版以后，资料不足的借口一时被堵住了，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论争明显减少，大家转而将矛头指向“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至于民间文学的诸多话题，反倒一时沉寂，即使是该学科的主要学术阵地《民间文学论坛》，也多以民俗学问题的讨论为主，后来干脆改名《民间文化》，再一改而为旅游杂志。
“夸张一点说，一部现代中国民俗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记录着现代学者从事民俗学调查的民俗调查史。”[4]同样我们可以夸张地说，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争鸣，也多围绕搜集整理问题而展开，民间文学研究的热闹，只热了搜集整理的论争。田野工作在学科发展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必然地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田野作业到底是学科发展的救命稻草还是理论水平低下的替罪羊？
进入问题之前，本文拟先对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搜集整理观念作一简单的梳理。
1．学科发韧时期的田野要求
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发起者是一群浪漫的文学家，主事者刘半农曾说：“我以为若然文艺可以比作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艺，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时候，我们被纤丽的芝兰的香味薰得有些腻了，……那么，且让我们走到野外去，吸一点永远清新的野花香来醒醒神罢。”[5]民间文学的田野工作，是在浪漫的想像中开锣的。
但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来看，具体工作的展开并非单纯的浪漫，搜集的主张和要求基本被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如，强调歌谣的“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色，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6]并标注音标，对于歌谣通行的时代、地域，中间涉及的历史地理或地方风物当注明其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在对待民间歌谣上，已将其列入现代科学研究之范畴。”[7]
经过了《歌谣》周刊同人的提倡和讨论，搜集整理原则进一步得到规范，具体可概括为：
1， 不限定歌谣的性质和内容。无论歌谣内容“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8]
2， 强调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保持歌谣的真实面貌。“因为前人对于歌谣，多半是取其内函的义理，而不注重其外表的语句。”[9]
3， 突出强调歌谣的方言特征和地域色彩，并标注流传地区。
4， 注意搜集歌俗。也即从民俗学的角度记录歌谣，关注歌谣与民间生存状态的联系，如歌唱的仪式、场面、情绪、动作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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