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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的学术层次上，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急功近利地使用了概论教育的方式，培训了大批没有学术素养的准研究工作者，他们的概论思维模式在带来学科的表面繁荣的同时，也伤害了学术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文学概论，概论教育，概论体系，概论思维，格式化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人多力量大”的思想误区，老一辈学者尤其重视团结各种力量以扩大民间文学的研究队伍，他们热衷于以运动的形式来招兵买马，大量培训专门人才，借以推动学术的发展。许多学者都曾充分论述过这种跃进式人力资源培训工作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教育方式所培养的人力资源对学科发展带来的伤害。正如一个儿童感冒高烧，有人讨论他为什么必须高烧，以及高烧对人体防御病毒所起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有人探讨高烧对身体是否造成伤害，我们是否应该退烧。
以队伍人数而论，无论是历史上的北大歌谣研究会、中大民俗学会，还是今天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从来都不曾少于人类学等许多兄弟学科；以出版著作的数量而论，我们有这么多著作等身的学术工作者，也同样可以傲立于莽莽学林。但是，以学术质量而言，我们既缺乏严整丰富的理论体系，也缺乏堪当科学传统的理想范式。而衡量我们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的，恰恰既不是从业人数，也不是著述数量，而是学术质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民俗学会并没有摆脱英国民俗学会人员混杂的窠臼，历次学术运动团结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爱好者”，“概论教育”又培养了大量“准爱好者”，于是，本该是研究型的学术团体变得近乎于爱好者协会。
学术研究永远不是光凭爱好和热忱就能做好的工作，更不是凭着接受几天概论的培训就能深刻切入的作坊式操作。概论教育模式下的人才济济造成的危害是，越来越多的人打着“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旗帜在粗制滥造。如果把学术队伍比作一个学术产品的供应商，当我们不断地向消费者提供粗糙作品的时候，我们就在给自己的学术生命，也在给我们的学科划句号。
1， 民间文学专门人才的跃进式培训现象
中国现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几次大发展，都是以运动或准运动的形式展开的，早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时期，先行者们就已有了短训专门人才的计划，这一计划到了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时期得以顺利实现，但事与愿违的是，报名参加中大民俗学会短训班的22名学员，罗烈群、许流芬、甄达、黎文辅、马景会、李永□、李全隹、何时雨、梁孔滚、韦承祖、程云祥、李履庵、简文献、文庆新、李杰、陈实善、阮怡然、胡达、周强汉、冯骥、罗禹培、李建汉，[1]没有一个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留下过他们的声音。
1949年以后，由于钟敬文执教北京师范大学，该校遂成为中国民间文学专门人才的培训中心。从1953年开始，就不断有各地方高校的教师至此进修，但是，由于这些教师“来北师大前多半没有系统地学过民间文学，所以首先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地掌握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那么，这些理论和知识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据许珏回忆，“教研室一向强调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从中学习他们对待民间文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
当时作为专业学习重要参考书的《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其实只是“苏联中学八年级用的俄罗斯文学教科书中‘口头文学概论’部分的翻译”，[3]但大家普遍认为“苏联的学术界是今天世界学术界的一座灯塔。它用炫目的强光照射着前进的学者们的航路。只要你不离开它的光圈，你就会得到保险和胜利――不触礁，不迷途，顺利地到达目的地。”[4]
这些短暂进修的教师，大多只能在北师大接受一些常识性的培训。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了这短暂的学习，很快就分赴全国各高等院校，成了民间文学的播火者。
1978年夏，教育部决定在文科高等院校恢复民间文学课程时，委托北师大举办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而这时所谓的进修，连基础教材都还没有。1978年10月，“许多高等院校联合在兰州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选及学术讨论会。会上很多民间文学教师要求加快民间文学教师培训和教材建设的步伐。钟先生在兰州会议上听取了大家的要求和意见，回校后提出办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采取进修和教材编写结合进行的方案，得到北师大党委的支持和教育部的同意。”[5]
“1979年2月，教育部抽调16所文科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师18名，集中在北师大，在民间文学教研室负责人主持和指导下进行了集体学习和教材编写工作。”[6]1980年7月出版的钟编《民间文学概论》和《民间文学作品选》就是这次集训的成果。
为了更大范围地铺开民间文学的普及教学，1979年暑期，北师大举办了更大规模的讲习活动，进修班的60余名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国38所高等院校（包括综合大学、师范学院、民族学院）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教学工作的中、青年教师，部分省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人员和出版社的编辑。”[7]他们在这里只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主要学习内容是正在编写中的《民间文学概论》，另外有几场关于民间文学重要性和研究指南类的入门讲座，“还对高校文科开设民间文学课的有关问题，如民间文学课的性质和任务，民间文学课的体系和它在中文专业中的地位，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发展和范围界限，以及新故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8]
1982年下半年，北师大又举办了一期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为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培训专门人才。此后，不断有各地方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师来北师大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充任各地民间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模仿北师大展开了此类短训工作，对人才进行二次批发、三次批发。“如云南、江苏、浙江、广西、福建、河北、山东等省都从自己省的实际出发，先后举办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甚至连概论都未曾列入培训计划，只是学一学程咬金的三板斧：“一，学习民间文学工作十六字方针和基本知识；二，下乡采风，边学边干；三，整理编印资料。” [9]
这一时期，各地纷纷成立民研机构，并“积极开展了工作，或编书刊，或办训练班，或进行搜集调查，或组织群众歌会……”[10]“研究工作”就是在这种跃进式的短训中开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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