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读与默读不仅是人类获得知识的两种必要方式，而且代表了人类实践道德的不同模式。
当代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和文论家正是围绕着以“声音为本”传播、交流的文化机制的利弊来展开对西方“逻各斯”传统的剖析与解构的。对于汉语哲学家来说，面对这个课题就不知所从，很被动地从汉字的象形角度去体验对汉文化的解构是什么滋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皆大欢喜；原来西方人要解构其拼音(记录声音)的文字(因而也就是文化)而走向汉字式的象形文字的书写(几乎就是书法)狂欢节。由“声音”转向“书写”的思维革命，就这样被一些汉语哲学家们想像为从意义转向审美的文字游戏。因而，所谓“后现代”、“解构”的真正底蕴就被冲洗得苍白失色，被善于“深入浅出”的注疏者们梳理成“普天之下并无新事”的吉庆有余的场景。
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而这种悲哀之源正是由于汉语思想者们对声音与形象的过度依赖。
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读的方式是从朗读到默读发展的。这两种方式对风俗习惯的特征形成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朗读，促进思维的同一性。因而鼓吹同一性的权力话语的增长与普及尤其偏爱这种方式。如儿童跟着教师朗读，声音的明确是首要要求。当儿童发声时，教师的统治与教化地位与受教者的被统治被教化的关系就达成了。这种权力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圣经》中多次描述上帝开口说话，古犹太先知们必须躲在帐幕后倾听，然后将上帝之言传达于民众。那时候，上帝说的话是很多的，足以满足民众朗读并歌颂的需求。“大音稀声”的体验，是默读普及之后才有的事。
朗读，尤其是集体的齐声朗读，声音的抑扬顿挫之间不但传达了同一性的知识密码，而且形成了审美的共同基础。在西方，巴洛克音乐达到了同一性的审美的最高典范。而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其特征的存在，正是由于民族内部的同一性审美准则的保持。
在集体朗读的规范下，集体中所有人的声音既不能僭越也不能滞后，不能出现声音的异端。而且，即使领读者的声音也必须服从既定的原则。在汉语中，这种既定原则似乎是如此明确而强大，以至于排除了书写的标点符号的需要。可以做一个实验，当代汉语倘若仍旧以朗颂为主，则标点符号仍然可以减少到零。标点符号是为默读而准备的。
诗歌在朗读盛行的时代最有力量，其饱满的声音带着意义以物质的方式敲打着民众的心房。而默读更属于散文时代。诗歌的衰落，乃是由于朗读的逐渐式微。朗读几乎不可避免制造众口齐声这种辉煌的仪式，这是它为现代人所诟病的原因之一。古典诗歌的节律与押韵，即使仅仅停留在文本上，它也是为预期中的朗读而存在的。朗朗上口的诗歌消失了，乃是因为那种同一性的阅读方式消失了。
形式的同一性，维持了意义的同一性，道德的同一性也就蕴含其中。
默读时代的来临，乃是因为书写的发达。默读中词句的歧义大量存在，同一性自然就受到挑战。词与物的联系，在默读中变得丰富而暗昧。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只能在默读中完成。文本翻译、误解，既是默读的需要，也是默读的结果。翻译的文本不可能也用不着朗朗上口，朗朗上口的其实仍然是那些已经在口的词句。
默读促进了人类智性的大规模发展，默读能容忍歧义，也就能宽容异端。即使在集体的默读中，异端杂处其间也难以指证，而朗读中的异端是无立锥之地的。默读时代也会出现“文字狱”，但书写者可以通过曲笔或者干脆不写来躲避它。而朗读中的变声和沉默都是不可想像的。《一千零一夜》中那位残暴的君王，制定了文化史上知识分子(讲故事者)“不发言就死亡”的典型命运。
正因为如此，在同一性背景上的异端的声音，由于其酷烈的命运而让人尊敬，让人怀念。而当代解构者们提倡从“声音”到“书写”的转变，则另有深意。即根据“同一性”的宿命，异端的声音可能会是更为强烈的专制的先兆，转移到“书写”和默读，则有可能避免这种宿命。
文章来源：《读书》1997年第11期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