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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云，优异的文化作品可以“莹心而醒目”。近读赵世瑜教授新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深心以为确是一部可以令读史者和治史者眼前一亮的好书。作为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总结，尤有不宜忽视的价值。
《狂欢与日常》全书分列“概说之部”、“地域研究之部”和“个案研究之部”。“概说之部”包括“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寺庙与民间文化——以明清时代为例”、“民间社会中的寺庙：一种文化景观”、“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冲突”以及“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等内容。“地域研究之部”主要以华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兼及与江南地区的比较，其内容有“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之比较”、“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域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个案研究之部”则向读者展示了如下专题研究的成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关心社会史研究的学人一定记得，其中有些内容作为论文最初发表时，已经引起过学界积极的反响。
《狂欢与日常》的“附录”收有作者探讨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心得，包括“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以及“文献工作与田野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点体验”。作者认为，“社会史首先应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式，是一种总体的综合的历史研究。”他希望，“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修饰词‘社会’是来自‘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而不是或不仅是‘社会学’(sociology)。”这样的意见显然是值得重视的。
可以看到，作者在新的理论的探索、新的方法的试验、新的视界的开拓、新的见解的发明等方面，都表现出值得肯定的创意，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另一方面，在“实证性的研究”工作中，作者也表现出深湛的功力。具体如“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域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的两节，“说‘社’”和“作为‘民俗聚落’的社”，对于“社”的原始和流变的研究，论证充备，说理明晰，资料的调用和分析均别开生面。还应当说到，在关于秦汉时期“社”的形式的讨论中，作者有“参见”宁可先生《述“社邑”》一文(《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1期)的注文。宁可先生另一篇著名论文《汉代的社》(《文史》第9辑)，作者也一定读过。而俞伟超先生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中有关于“社弹”的论述，如果作者有所参考，亦当有益于讨论的深入。当然，《狂欢与日常》一书以“明清以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时限界定，我们对说明早期相关历史现象的希望，不免有苛求之嫌。
赵世瑜教授在《后记》中自谦地说：“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说，这些研究成果根本算不得什么学问，即使是研究社会史的同行，也认为那种试图以社会史来改造传统史学的努力虽然美好，但却无法成功，因此社会史只能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领域。”现在看来，所谓“许多历史学者”的数量估计，也许是过高了。人们在读《狂欢与日常》这样的专著时，应当对于其中的史学学术涵量，除肯定之外，亦心怀钦敬。作者表示，“我所希望做的，正是提供一些尝试，以上努力不仅是美好的，而且完全可以成功，关于宦官的主题、明清易代的主题等都是例子。”这样的意见，我们是赞同的。赵世瑜教授接着写道：“当然我还会继续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来证明我的观点，因为本书的出版只是代表着漫漫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我的跋涉还远未到尽头。”
其中有关“继续”“实证性的研究”的志愿，学界的许多朋友是心所共通的。至于所谓“漫漫旅途中的一个驿站”的说法，应当说是极贴切的比喻。《狂欢与日常》一书，其实已经被不少学人看作社会史研究史上的一部标志性的成果。其中所提供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史研究的进程中，确实可以看作学术征途上由一个阶段迈进另一个阶段的交接点上的一处“驿站”。陆放翁《别建安》诗有“驿亭灯火向人明”句，我们不妨用以借喻赵世瑜教授在社会史领域以深刻思考、辛苦劳作所点燃的学术光亮。
如果认真翻阅这部书，就可以感觉到，作者在选题、探研和论证等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学术风格，确实是值得学习的。笔者虽然主要以秦汉史为研究方向，与赵世瑜教授的研究领域距离甚远，但是依然能够在《狂欢与日常》一书中得到启示。比如关于民间宗教与社会生活，关于“国家正祀”与通常所谓“野祭”“淫祠”，关于妇女的宗教行为，关于民间休闲娱乐生活等，以往的思考都可以因借鉴赵世瑜教授的研究而有所深化。《狂欢与日常》一书的《叙说》中在讨论“研究民众”的意义时写道：“在传统的政治史范式中，个别的普通人在‘重大’事件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长平之战后坑杀的几十万人并不十分在意，而更多地关注‘秦王扫六合’。这在今天看来，不能说是公平的态度，因此需要彻底的改变。”其中所举白起坑杀长平降卒和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实例，正是战国秦汉史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史事。然而对于传统史学思路应当怎样实现“彻底的改变”，人们的思考可能尚不成熟。作者在《叙说》结尾处说：“本书定名为《狂欢与日常》，是想揭示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构成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这一静一动，一平常一非常，正是我们的生活节奏。”笔者虽然曾经出版拙著《中国文化节奏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却并未注意到应当从这一角度考虑社会生活节奏问题。读到这里，和这一论点不免也有“相见恨晚”的遗憾。
说到“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想起近日校读《历代竹枝词》所见清光绪年间忏广所作《湾城竹枝词》。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经说到这位忏广：“乡人忏余生，以使事驻美洲之古巴。顷以《纪古巴乱事有感》十律见寄。”“忏广复有《湾城竹枝词》如干首。湾城者，古巴首都也。其词亦感韵顽艳，且可作地志读。”“竹枝词”作为仿民歌体的诗作，往往细致描绘乡土风情和民间习俗，于是能够成为“地志”的生动的补充。忏广《湾城竹枝词》中的一首说到当地狂欢节情形：“鬼脸佯装谏那哗，妍媸摸索费疑猜。车中果漫潘郎掷，多少游人认易差。”作者自注：“每岁二月间，有节名‘谏那哗’。痴儿女皆戴面具作种种怪状，游行街市，举国若狂。盖乡人傩之滥觞耳。是月城中俱乐部皆开跳舞会，赴会者，男女皆戴面具，或以帕蒙首，不使人见。幽期密约，掩耳盗铃，不知凡几。洵恶俗也。接连十日，红男绿女，游骑如云，皆以五色纸条或丝带花果之属，逢人抛掷，遇素识者掷之愈狂。佻 少年以得女郎掷己多者为荣。”这是中国晚清时代一位驻外使臣的拉丁美洲狂欢节印象。由作者“痴儿女”、“种种怪状”，以及“洵恶俗也”等文字，或许也可以透露出中国当时社会相应的礼俗形态和观念形态。忏广笔下的“谏那哗”，即carnival，或音译作“嘉年华会”。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世瑜著，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26.00元)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02年1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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