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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出了民众感情在故事演变中的作用。
如果我们长期执着于一种研究范式，那么，学术的精进势必只能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的，就算有了新材料的出土，我们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史上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我们错过了历史，也许就永远无法“复原”那些早已遗失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重构”一个孟姜女故事史，而判断重构是否“合理”的标准，就是我们当下学术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就是“合情推理”。
科学推理主要区分为论证推理与合情推理。论证推理是必然推理，它为严格的逻辑规则所限制，它本身不允许任何不确定的东西；合情推理则是一种或然推理，“它的标准是不固定的，而且也不可能像论证推理那样确定，以至毫无例外地得到大家的承认。合情推理实际上是由一些猜想所构成的。”[70]我们前面谈到的顾颉刚故事学范式诸问题，本质上都是合情推理。或者可以说，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首先经过合情推理而获得的，人文科学尤其如此。
顾颉刚认为秦始皇及其长城之所以会被组织到孟姜女故事中，是因为“六朝隋唐间，人民苦于长期的战争中的徭役，一时的乐曲很多向着这一方面的情感而流注，但歌辞里原只有抒写普泛的情感而没有指实的人物。‘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于是杞梁妻的崩城便成了崩长城，杞梁的战死便成了逃役而被打杀了。同时，乐府中又有捣衣，送衣之曲，于是她又作送寒衣的长征了……民众的感情与想像中有这类故事的需求，所以这类故事会得到了凭借的势力而日益发展。”[71]这一观点在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无疑是石破天惊的。
这就是顾颉刚的天才论断：民众情感的态度会改变历史、神话与传说的叙述。但是，这一观点是无法逻辑论证的。即使我们能够找到支撑这一观点的直接材料，我们仍然无法从逻辑上证明这些材料不是代表了文献作者的个人见解而是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趋势。长时段的故事流变是无法直接观测的，任何一个文献作者都不具备比顾颉刚更优越的身份，因而也就无法成为顾颉刚论述的依据。一万个合情推理也无法取代一个论证推理。
学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各自研究领域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通过寻找线索和材料，充分运用我们理解和想像的智慧，生产各种知识，从而构建一种人类文化。人文科学要对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做出回答，往往只能借助于合情推理。合情推理是否可信不是取决于该推理是否绝对为真，而是取决于该推理是否合乎当今学术的游戏规则、是否具有说服多数同行的力量。到目前为止，顾颉刚对于孟姜女故事流变与民众情感关系的论述依然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尚未找到足以动摇这一论断的反证论据。
5．遵循科学原则，不断验证与修正自己的假设。
顾颉刚长于假设，敢于假设，他说：“固然我的假设也许是极谬误，我的证据也许是很薄弱，但总还有些引起我建立假设的主要理由在。”[72]事实上，合情推理的假设是无法得到逻辑论证的。如果一个假设不能被论证，它就必须能够接受相关事实材料或者追加信息的检验。当我们不能直接检验该假设时，就应该检验与之相关的逻辑推论。总之，科学假设必须具有检验蕴涵。所以顾颉刚说：“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73]
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又据《说文》等文献假设禹的早期形象“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74]钱玄同则认为《说文》中的解释“殆汉人据讹文而杜撰”，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75]
孟姜女故事是一个自上古延伸到当代的话题，因而有一些对当代现象的假设是能够被证实的。顾颉刚因为得到一册广东刻本的《孟姜女宝卷》，惊奇于广东的宝卷却以江浙作为故事背景，而且不含广东方言，因而认为该宝卷“决非出于广东人之手”，并假设“江浙唱本的势力的广大，可以远及两粤”。过了不久，这一假设基本得到证实：
这本宝卷说孟姜女是苏州人，我因疑为苏州人所作，托人到苏州专卖经忏善书的玛瑙经房去问，那知回信说没有。正在惆怅间，忽在一堆乱书目中找出一纸上海城隍庙中翼化堂善书坊的书目，内有《孟姜女卷》一条，大喜，即托人去买。上星期寄到，取来与广东刻本一校，文字，行格，图画，完全一样。翼化堂本是“壬子（1912）仲秋新镌”的，广东明星堂本是“民国乙卯年（1915）冬月重刊”的，更足以证明广东本即是用上海本翻刻的。[76]
但我们必须注意，“具有检验蕴涵”不等于“可证实性”，前者是形而上的、思辨的，后者是经验的、感性的。当我们指出顾颉刚诸假设具有检验蕴涵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些假设都是可证实的。事实上，基于合情推理的上古史研究，理论上是永远不可能被证实的。因此，我们只能运用“假设－否定”的反向途径对上古史诸假设进行检验，对那些不能被否定的命题做出肯定的判断。
学术研究的尊严不在于结论是否为“真”，而在于研究方法是否合乎时代规范、研究过程是否充分体现了人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是否闪烁了人类智慧的光芒。通俗地说，学术研究的成败标准可以表述为：有没有遵照当代学术的游戏规则，把研究工作做到最好。顾颉刚故事学范式显然还有可商榷的空间，但在顾颉刚时代的学术条件下，顾颉刚的工作无疑是出色而伟大的。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GUJieGang’s Folktalology Paradigm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MengJiangNu’s Story”
SHI Ai-dong
(Literature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historian, GUJieGang built up his fame as a folklorist in 1920’s by analyzing the story of MengJiangNu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methodology, which act as an academic model for years. HuShi deduced Gu’s studies to an evolution formula. Gu’s formula assumed that all the stories have only one origin and evolve in one direction. But the stories spread in circumstances that may origin and transform in diversities. Since the stories do not transmit in evolution, it shows the limitations of Gu’s formula. The contribution of Gu’s Folktalology paradigm was the exercise of man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d achieved fruitful academic outcome.
Keywords: Folklore, Folktalology, Longitudinal Study, Historical evolution, scientific rev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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