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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科学贡献
顾颉刚晚年曾感叹说：“予一生好以演变说明事物，而新、旧两方多见抵斥，盖惟堆砌事实，不能从原理上说明其所以演变之故也。”[57]他一生都在追求科学方法，却常常苦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我屡次问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条基本信条？’”[58]
顾颉刚认为自己对科学方法的了解非常有限：一是从动植物表解及矿物学讲义上学到了分类和排列的方法；二是从化学课上学到了如何通过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化学反应来判定事物的原质；三是从名学教科书上了解到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四是知道科学的基础必须建立于假设之上，从假设去寻求证据，再从证据去修正假设；五是接受了胡适的影响，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关系，而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
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的吗？只消有几个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处应用的吗？[59]
顾颉刚尽管未能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却能始终坚守“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断反躬自省、反复修正前说，这在中国近现代学人当中非常特出。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革命性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依然是难以动摇的：
1．揭示和证明了民间故事不断演变的运动特征。
顾颉刚说自己“敢于作归纳”。所谓归纳，也即对于同类事实材料之共性的抽象概括。严格说来，归纳推理不是必然的逻辑通路，只具有或然性，不具有必然性。归纳推理既依赖于归纳者的理论基础与学术眼光，也依赖于归纳者的抽象概括能力。
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本出偶然，不是为了这方面的材料特别多，容易研究出结果来。至于现在得有许多材料，乃是为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才透露出来的。”[60]正是这种天才的学术眼光与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将客观事实纳入了科学领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经验事实，洞开了一片全新的学术领域。
杞梁妻却郊吊的记载，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知礼而善哭，然后崩城、崩山，继而有窥浴成亲、送寒衣、哭长城等各种情节不断叠加其上；杞梁妻原本连名字都没有，后来却能成为风靡全国的故事主角，形象日益丰满，事迹愈传愈多，成了一个箭垛式的美丽而不幸的下层妇女的典型。当顾颉刚把这些不同时代的孟姜女故事翻检出来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即使只是使用最简单的归纳法进行描述，他就已经科学地论证了故事的不断演化的大趋势，从而摆脱了传统史学对于故事“真伪问题”的纠缠与指责，改写了史学学术史，走出了中国故事学的第一条阳光大道。甚至所谓民间文学四性特征之一“变异性”的提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顾颉刚的这一成果。
刘宗迪认为，“正是凭借（顾颉刚）这种（故事学的）眼光，传统的史官史学或正统史学的虚幻和偏狭才被彻底揭穿，中国史学才走出王道历史的狭小天地，走向风光无限的民间历史，原先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圣先王被赶下神坛，为荐绅君子所不屑的民众野人成为历史图景和历史叙述的主角，原先被深信无疑的圣书经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诘问，落于传统史学视野之外的野史村俗却被当成活生生的史料。”[61]
2．论述了故事变迁与多种外在条件之间的相关性。
所谓规律，也即被视为原因的现象与被视为结果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呈现为比较高的概率。在现象a与现象b之间，我们很难确认它们之间具有稳定的相关性。但是，如果a与b之间的类似关系一再呈现的话，它们就具有了统计学上的科学意味，两者之间不再表现为“单个现象a”与“单个现象b”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示为“A集合”与“B集合”的关系，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集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大概率事件，其相关性可以得到统计学的强力支持。
尽管历史演进法存在诸多可以商榷的问题，顾颉刚对个别材料a与b的关系判断可能失之武断，但当他集合了大量文献对A与B之间的关系进入考察时，他发现了故事传播中的许多规律性特征。他发现了变动不居的故事中，也有不变的中心点，比如他在考察“羿的故事”时，注意到尽管不同文献对于羿的品性、事迹有着千变万化的说法，但始终有一个中心点——“善射”是不变的，正如孟姜女故事中的“哭倒城墙”是不变的。他发现了故事传播的中心点会随着文化中心的迁流而迁流：春秋战国间，齐鲁文化最盛，所以孟姜女故事最早由齐都传出；西汉以后，历代宅京长安，故事的中心转移到了西部；北宋建都河南，故事中心移到了中部；江浙是南宋以来文化最盛的地方，所以那地的传说虽后起，但在三百年间竟有支配全国的力量；北京自辽建都以来，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所以它附近的山海关成为孟姜女故事最有势力的根据地。很显然，这是文化的话语霸权在地区差异上的一种表现。因此顾颉刚说：“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62]顾颉刚所提出的这些“无稽的法则”，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基础理论，至今未有动摇。
3．革命性地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在近现代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后世学者每发现一类新的材料，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加一筹，无上限地命名为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等等。尽管二重证据法曾经为转型期的史学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史料途径，但是，取材途径的增加并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新材料在使用方法上与传统史料并无二致。因此从科学哲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二重证据”并不能称作“法”。
顾颉刚则在系列神话、传说及故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思考。1930年，他说：“我们现在受了时势的诱导，知道我们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63]1935年又进一步把史料分类为三：“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64]从以上表述来看，顾颉刚把“民俗学的方法”类同于“考古学的成绩”，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王国维的不同。后来王煦华将之概括为“三重论证”，认为顾颉刚“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65]
不同材料具有不同的功能。文献与古物是可以直接应用于论证过程的直接材料，民俗材料虽然有利于对古代材料的理解，但由于其古今变异的巨大，不可能直接应用于论证过程。如果所谓“民俗学的方法”只是提供一类新的直接材料，那就没有任何方法论的意义。顾颉刚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不是直接以民俗材料作为论据代入论证过程，而是通过对当代社会民俗生态的考察，将之升华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般文化形态，看成一种古今共通的文化模式，以此作为考察工具，重构古代社会的文化生态，做出合情推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说，顾颉刚是把研究对象当成“原型”，而把相似条件下的现代民俗现象当成了“模型”，通过研究模型以及模型与原型之间的关系，达到对于原型的一般性认识。
顾颉刚认为，古今传说故事的生产者“虽彼此说得不同，但终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戏中的故事虽各各不同，但戏的规律却是一致的。”[66]顾颉刚从大量的戏曲故事中发现了程式化的结构形态，意识到“薛平贵的历尽了穷困和陷害的艰难，从乞丐而将官，而外国驸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舜的历尽了顽父嚣母傲弟的艰难，从匹夫而登庸，而尚帝女，以至受了禅让而做皇帝一样吗？”[67]顾颉刚认为，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用了史学的眼光去看，“无一不谬”，但如果用了故事学的眼光去看，就是“无一不合”了。所以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赞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68]他利用当代吴歌及其语境对《诗经》展开的研究，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0年代，哈佛学者帕里和他的学生洛德正是从史诗研究中意识到了这种程式化的结构特征，把它发展成为著名的“帕里－洛德理论”。
从这个角度说，顾颉刚的主张比王国维的主张更具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已经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眼光[69]。顾颉刚对材料的选用及其研究方法与成绩，在传统的文史学领域具有科学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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