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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间文学研究所依据的文本，多是自然采录。这种采录的文本是散点式的，文本间的关系需要我们通过假设去弥补，因而是不确定的。没有确定关系的文本作为基础，许多理论问题无从提出和解决。
实验所生产的文本间关系则是一种确定的现实关系，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提供“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所必须的理论支持。以下为实验结果的分析所得：
1，传播者之间的共同知识不仅是故事传承中最稳定的因素，而且是保持相关情节稳定和结构稳定的基础。比如，在一个文革笑话的传播中，如果传播者不能够充分意识到把党委称作“党部”的错误严重性，就会导致该名称以及相关情节在传播中的稳定性，故事的喜剧效果也将消失殆尽。也即情节与结构的稳定必须以相关的共同知识为基础，反之，知识结构的差异可能导致某些故事冲突的遗失。
故事边缘的、静态的共同知识则有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个传播者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人物，其角色功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反之，则减弱。
2，故事人物的配置，趋向于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对立模式。也即人物配置往往是成对出现的，它们彼此能够构成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越强，人物的角色功能也就越突出、越稳定。
3，源故事的灵敏初条件可能产生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指的是某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在运行中会引起了输出端的巨大差异。某些传播者对源故事情节的细小改变，也可能导致随后的巨大的情节差异，最终演变成另一类型的故事。这种故事变异的混沌状态及其变异的随机方向，是实验之前根本无法预料的。
越是封闭的知识圈、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重越大、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量越少，故事在传播中就越稳定。反之，越是开放的知识群、个体掌握的信息量越大、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例越小，蝴蝶效应的实际临界点就越多，故事在传播中就越不稳定。
4，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的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男性更注重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更注重输出故事的完整性，而不太注重对输入故事的细节保持；他们有更强的创作欲望，对故事的加工力度要比女性传播者大。相反，女性更注重对输入故事的细节和原貌的保持。
5，再现中只有信息必须而且能够得到保存，而承载信息的视觉印象则是可变的。比如，凶兆作为一种信息是稳定的，但承载凶兆的视觉印象却是可迁移的。
6，传播者习得故事的过程，并不是把故事内容按原样储存于记忆中，而是在自己的故事体系中对情节作了自动归类，形成了那一类情节的集合或典型情景，也即原型（元故事）。再现时，传播者不是以实际习得的故事作为标准，而是把原型作为标准来输出。
传播者的实际再现过程是“双重提取”的结果：既是对抽象原型（元故事）的提取；又是对具体形象（特定源故事）的提取。在提取过程中，寻找关键支点是回忆的重要策略。这一关键支点就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记忆情节，也即“砧情节”。从元故事中提取的、源故事之外的功能链则成为了“功能穗”。所以说，故事复合（嫁接）的发生是对元故事的一种无意识的再现，而非有意识的情节合成或者故事延伸。
7，再现时间间隔越长，就会有越多的无意识的过去经验也即内隐记忆的介入。这种内隐记忆的提取是从元故事（所有的过去经验库）中的提取，它很容易把那些源故事之外的、想象的细节再现出来。
故事输入与输出的时间间隔越长，传播者旧有图式的作用就越大，而这一故事的细节就越容易趋向传播者原有的知识结构；某一传播者对相关民间故事的信息储存越多，其再现过程中记忆提取的空间就越大，细节引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个别形态的输入都会逐渐倾向于以共性的形态输出。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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