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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因“神话”已另有专学，本文所讨论的“故事”，泛指民间流传的除神话之外的广义的口头散文叙事作品。因此，本文不区分传说、故事、笑话、童话、寓言等相关概念。
基于以上限定，我们再以研究范式来区分中国现代故事研究中的学术思想或流派，大致可以理出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1920年代，顾颉刚将“历史演进法”引入故事研究，是为中国现代故事学之滥觞。
稍后，以周作人、钟敬文、赵景深等人为代表的“人类学派”故事学开始盛行。英国的人类学派故事理论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30－40年代对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学派认为，神话（故事）是原始社会生活和思想的一种遗留，它对于原始人来说是种普遍而正常的思想方式，但社会进化以后，人们逐渐忘却了遗留习俗中的古老思维的原意，只是作为一种口承文化或固定仪式保存下来。该故事学派主要是利用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来解释那些奇异故事的产生、演进等问题，反过来，又以这些口承文化来探寻原始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这种循环论证的方式现在已经不大为学界所推荐学习了。
与人类学派大约同时，还有钟敬文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他先是与杨成志合作翻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后来转向自立门户，“他归纳整理了45个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撰写成《中国民谭型式》（1931）。将众多故事辨析异同，定型归类，再作深入解剖，是沿用至今的故事学研究基本方法。”[1]
1950－1970年代，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陆学界很快就取消了民俗学科及相关研究机构，只为民间文学留下了半壁江山。“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它同民间文学的搜集、推广、宣传等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2]。和其它所有民间文学体裁一样，故事研究也处于极度贫弱的状态。“由于发表出版民间故事着眼于将它们作为一种文学读物向大众普及，因而评论研究多以当时有影响的故事集或故事群为对象，阐释其社会价值与文艺价值，尚未将故事学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学科作系统而深入的研讨。”[3]而所谓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单一地运用有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或人物形象分析、语言分析；或者是倒过来，借助于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加以阐释。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借此东风，民俗学也开始逐步恢复研究工作。此后，多数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都先后转向民俗学这一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故事领域的研究工作一度处于有心无力、徘徊不前的状态。
但是，故事学在理论研究领域的有心无力并没有影响到民间文学工作部门对调查工作的推进。1983年4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许多同志提议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编辑一套完整的民间文学集成，这项提议当场得到与会领导的赞同，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这就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工作的开展。
普查工作历经了自上而下的动员与展开、自下而上的出版与整理两个阶段。普查工作完成之后，各县级文化部门在普查结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民间文学的“县卷本”，然后，地级文化部门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市卷本”，最终由省级文化部门编辑出版“省卷本”。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自1984年正式启动该项工作到2008年，历时20余年，尚有部分“省卷本”未能收官完工。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作为全面反映中国民间故事状况的权威性版本，所选印的作品，总体上说是各地区、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优秀故事的忠实记录，这些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文学欣赏和借鉴的艺术珍品；又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民间文艺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宝贵的研究资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集现阶段流传于中国各族人民口碑之中的民间故事之大成，在普查、采录、甄选、编定等每一个环节上都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这项工作确实是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上一项空前浩大的系统工程。”[4]
特别有意义的是，在这次普查工作中，“地方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们发现了若干个‘故事村’和‘故事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领域里取得的又一大成绩。同时，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和研究，也是民间文学学科拓展和深化的一个表现。”[5]此后，相继出版了一大批故事家的个人专集，如《金德顺故事集》《孙家香故事集》《宋宗科故事集》《黄显孚故事集》等。
另外值得一书的是，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16卷本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该书组织了各地区、各民族的7000多位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采录、整理、编选，历时15年，收录了我国56个民族2500余篇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全书约1200万字，“编者在编选时，既考虑到每一个民族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又顾及内容、形式的多样化，以求反映出每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该书所收民间故事在整理时保留了民族的文化特色，是一部资料丰富、色彩斑斓、文学性较强的民间文学读物。”[6]
进入21世纪之后，专题研究文集开始盛行。这类文集的出版发行，一方面从资料学上大大地刺激了故事研究的进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学刊编辑有效地识别那些拼凑抄袭的作品或重复操作的话题。代表性文集有叶涛、韩国祥主编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周静书主编的《梁祝文化大观》、蔡向升主编的《杨家将研究》、吴光正主编的《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等。
普及性故事学读物中，主要有刘魁立主编“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社会出版社）：黄景春《民间传说》、林继富《民间故事》、郑土有《梁祝传说》、孙琦、陈勤建《白娘子传说》、宣炳善《牛郎织女》、郎净《董永传说》、施爱东《孟姜女哭长城》、康丽《巧女故事》、柯玲《济公传说》、张婷《尧舜传说》等。
19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的故事研究开始逐步复兴，1990年代末期之后更是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兴旺局面。“在民间文学的所有领域，故事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参与研究的学者的数量也最多。中国故事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并得到比较娴熟的运用，另一方面，研究成果特色突出，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归纳起来，故事学的主要成就是：研究的内容、角度和方法多样，视野开阔，呈现出明显的不断发展、深化的脉络。”[7]
1985年之后，比较故事学、故事形态学和故事类型学是故事研究领域最主流的方法。三者之间，即有区别，又密切相关。一方面，形态学服务于类型学，类型学服务于故事比较；另一方面，形态学、类型学又各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而故事比较也可以不依赖于类型比较。
1990年代以后，“帕里－洛德理论”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一些经典的学术著作如《故事的歌手》《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荷马诸问题》等先后被翻译出版。这一学派原本主要应用于史诗等口头叙事诗的研究，但其普泛性和可操作性也已经广泛辐射到民间文化研究诸领域，近期研究“集中在口头诗歌的概念、程式和关于以程式、主题进行创作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即兴创作、记忆、演唱背景的研究。”[8]
比口头程式理论稍晚，“表演理论”（performance，杨利慧译为“表演”，巴莫曲布嫫译为“演述”[9]）开始在中国故事研究中得到应用。“与以往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盛行的‘以文本为中心’、关注抽象的、无实体、往往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口头艺术事象的观点不同，表演理论是以表演为中心，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10]
其他许多近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曾影响到故事研究，如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等等，由于这些学说并未在中国故事学界形成稳定的方法论接受者和实际操作应用者，本文略去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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