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山]走出西方神话的阴影 · 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民俗学会

　　摘要：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神话”概念？现代神话学者为什么接受了西方的神话概念却不考虑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相应的概念？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什么？这是本论文关注的核心。为了弄清原委，本文考察中国现代神话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相关问题，主张走出狭隘的现代西方神话概念，站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立场，发现中国古代并非只有神话而没有神话概念。只不过中国古代人把“神话”称为远古历史而已。他们直接把神话当作历史，用“历史”的概念包括了“神话”的概念。

一般笔者们都把神话理解为“神的故事”。但是，这个来自西方的神话概念并非自古皆然，一成不变的。在古代希腊语中“神话”的意思是关于神祗和英雄的故事和传说。当时希腊人并不严格区分神话和历史，他们把英雄神话当作“古史”，并且为神话编定系统，为神话人物编定年谱。另外，希腊神话主要依靠荷马史诗保存下来。在荷马史诗中，神灵的故事和英雄的传说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神和人在身份上彼此不能转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公元前三世纪，欧赫麦尔认为宙斯是从现实的人被神化为主神的，看来他也没有严格区分神和人的关系。后来的基督教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神。为了维持这种一神教信仰，打击异教，基督徒引用欧赫麦尔理论贬斥异教神灵都是虚构的，这显示出基督教把神与人的关系做了彻底区分。十八世纪，西方理性主义觉醒，历史学家开始严格区分神话与历史。所以，在西方现代神话学中，myth的意思一般只包括神祗的故事，而删除了希腊词汇中原有的英雄传说部分。这种做法固然有一定的根据，超自然的神和现实的人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是毕竟过分夸大了希腊神话中神和人之间的差异，同时忽略了古代希腊人把神话看作上古历史的思想。西方现代神话学的神话概念并不能真正反映希腊神话的实际。当然，有些西方神话学家（例如佛罗依德、列维—斯特劳斯）偶尔也把属于英雄传说的希腊故事（例如俄底浦斯王的传说）也当作神话看待，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固有的和不可逾越的。但是这只是个例。中国学者引入的神话概念通常都只包括“神的故事”，不包括英雄的传说。只有吕微曾经注意到西方神话学中神话概念的不统一，可惜对此没有深究。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神话学引入的神话概念只是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以后的神话概念，是西方现代神话学根据自己的需要总结古希腊神话作品的结果。
    当中国学者学了西方现代神话概念以后，回头面对中国古代叙事著作的时候，发现中国上古时代的叙事著作主要是历史文献，当时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叙事文学体裁，自然也没有荷马史诗中那样系统完整的神话叙事。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中国古代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叙事诗，这是中国古代缺乏神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学者们只能从一些杂史著作和类书（如《山海经》、《风俗通义》、《艺文类聚》等等）中发现所谓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等等超自然故事，并且视之为神话。引入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发现了神话，使中国人找到了与西方文化的共同点。这对致力于师法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鼓励，极大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也特别关注中国上古历史，他们甚至在正式的历史叙述中也发现了神话。他们发现，正式的上古史中越是远古时代的人物（例如盘古、三皇、尧、舜等等）在历史记录中出现越晚，由此推定他们是后人编造的。而通过与其他文献对比，发现这些人物身上往往神性十足，于是推定他们原来都是神话人物。古人十分崇拜的上古史实际上含有大量神话，是所谓“伪造的古史”。古史辨学派借助于西方现代神话概念，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神圣的历史观。神话观念的引入，对于中国反对传统文化，建设接近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中国新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上述两种研究都是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进行的，其中都隐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于以西方文化为榜样建立新文化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暇反思这个借来的神话概念是否符合希腊神话的事实，在中国使用是否需要对概念做什么修正的问题的。自然也想不到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与神话相应的概念。这是和中国神话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是西强中弱的现实的反映。
    由于神话概念来自西方，对于中国神话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非常重视神话比较，他认为：印度神话“深玄”，希腊神话“优美”，而中国神话（如盘古化身宇宙万物）则“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 。后来中国神话学也一直非常注重神话比较。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为止，中国有8部著作、341篇论文专门探讨中外神话的比较问题。其中核心是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和北欧神话）的比较。可是，中国的神话比较研究是直接用希腊神话作标准来展开的，从来没有顾及中国文化的特点。而且，很多学者都是为了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而研究神话的，所以根本不会顾及尊重中国古代文化特点的问题。中国神话学者最为关注的是如何让中国古代神话具有和希腊神话同样的形态。既消除西强中弱而引起的民族自卑感，满足民族虚荣心，又建立所谓“新文化”，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从茅盾到袁珂、张振犁、谢选骏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神话的体系，其中袁珂积数十年努力最终编成了一部自己理解的中国神话的系统故事汇编——《中国神话传说》，成为常年畅销的著作。对于神话体系的追求对于现代生活具有正面意义，但是它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
    可以想象，用古代希腊记录在叙事文学体裁（史诗）中的神话直接和中国记录在历史著作中的神话进行比较，其结果的公正性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其中最常见的结论有两个：中国神话零散不系统、中国神话经过了历史化改造。由这两个结论生发出来的问题更加严重。胡适从中国神话零散推论出华夏民族生活艰辛，不善于幻想，无法创作出神话，于是引起鲁迅、茅盾的反对；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尽到保存神话的义务。古史辨这个历史学派对于中国神话学直接的影响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神话被“历史化”的结论。现在，中国神话历史化似乎已经成为神话研究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连法国的马伯乐和美国的杰克·波德都用这个观点解释问题。近年才有神话学者怀疑这个结论。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神话的“忽视”和“歪曲解释”就成为破坏神话的罪人。
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结果，对于中国神话的研究必然是在“中西比较”的眼光下进行的；而西强中弱的现实则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学习的榜样，于是把西方神话概念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神话材料，不能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西方神话和中国神话。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西方神话及其概念似乎完全笼罩了中国神话学研究。

学术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