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引文出自《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8-359页。
[2]周作人:《歌谣》,原载1922年4月13日《晨报副镌》,署名仲密;此处引文出自《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3][日]福田亚细男(等)编:《日本民俗大辞典》,日本:吉川弘文馆,2000年,下册第640-641页。(“民俗学”条目系福田亚细男撰写,引文由彭伟文翻译。)
[4]《乡土研究》创刊于周作人回国之后,当时周作人还在绍兴做教员,杂志大约是订在鲁迅处,由鲁迅转寄的,鲁迅在1915年1月9号的日记中记述:“上午寄二弟《乡土研究》一包”(《鲁迅日记》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26页。)
[5]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9页、第82页。
[6]据福田亚细男先生的课堂讲述,柳田在1930年后开始提倡“民俗学”。柳田是把民俗学当作一种新的史学,以此向旧史学挑战。所以使用这个带“学”字的学术用语,是为了表示这也是一个学科。柳田在著名历史学家三宅教授的古稀纪念文集上发表了《关于婚姻》,向传统史学,也就是大人物史学、文献史学发起挑战。关于发起挑战这一点,与柳田同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有贺喜左卫门也专门谈到过,并且比较详细地说了柳田和柳田民俗学当时是如何的被排斥,极不得志等等。(以上资料由彭伟文提供)
[7]周作人:《周序》,《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影印本,改题名为《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
[8]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9]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0]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739页。
[11]陈子善、张铁荣编辑:《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12]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13]本人曾就发刊词被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一事,专门电话向陈子善先生等多位周作人研究家求教,陈先生称资料太多,记不太清,但王文宝先生的观点与周作人的《一点回忆》肯定是其中的主要依据,并说也许还有别的依据,但一时想不起来。
[14]周启明:《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
[15]原始资料详见1922年12月3日北平《晨报副镌》,以及1922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文依据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第728页;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第30页。
[16]对于这个歧义句的分析,本人曾分别向现代汉语专门家刘街生、杨敬宇两位博士求教。
[17]陈子善、张铁荣编辑:《周作人集外文》,第478页。
[18]陈泳超在给笔者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放弃:“我以前所疑者,一在无确证,二在文风不甚类(包括那段译文)。但自己也无确证,无从断案,即搁置不论,以为无当大雅,只要自己说话时小心即可,……不过现在想来,这样习非成是,也颇有弊端,时间一长,连自己也淡忘了;翻阅我的备课笔记,发现第一稿手写的,在发刊词上注明‘此事尚无定谳’,第二稿打印的,已无此语,或者上课时就顺便说是周作,大有可能,悚惕!!”
[19]《歌谣》周刊影印本,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
[20]周作人:《歌谣》,此处引文出自《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21]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原载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此处引文出自《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7页。
[22]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23]常惠:《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4]《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25]魏建功:《<歌谣>四十年》,《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6]常惠:《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8]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第2号,1922年12月24日。
[29]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续),《歌谣》周刊,第3号,1922年12月31日。
[30]常惠对白启明《几首可作比较研究的歌谣》的讨论,《歌谣》周刊,第4号,1923年1月7日。
[31]常惠:《谈北京的歌谣》(续),《歌谣》周刊,第43号,1924年1月27日。
[32]参见“中国民俗网站”( www.chinesefolklore.com),“常惠”条目。
[33]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续),《民俗》周刊,第17、18期合刊,1928年7月25日。
[34]《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编辑者识”,《歌谣》周刊,第28号,1923年10月14日。
[36]参见周作人1928年5月28日给钟敬文的信,《民俗》周刊,第13、14期合刊,1928年6月20日(?)。
[3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