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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一种可能
如果发刊词不是出自周作人之手，有没有另外的可能？
魏建功在回忆《歌谣》周刊40年的时候说，“常惠先生，他是这个刊物培壅调护最辛勤的拓荒者。打开头几期来看，简直是他在唱独脚戏。”[25]既然早期《歌谣》可以看作是常惠的独脚戏，那就先让我们看看常惠的工作简历及其对待民俗学的思想。
常惠（1894——1985），字维钧，北京人，1922年负责《歌谣》编辑工作的时候，还只是北京大学法文系三年级的学生，1924年毕业留校。常惠是被歌谣征集活动唤醒的一个活跃分子。还在《北大日刊》刊布歌谣的时候，他就十分热心地与刘复通信。刘复出国以后，常惠不满于外面的歌谣讨论热热闹闹而北大校中的征集反而冷冷清清，于是给学校国文教授会写信，促成了歌谣研究会开会讨论此事，“当时讨论，如果还是继续每天在日刊登一首歌谣，决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不如出一种周刊，多登些歌谣，引起大家投稿。”[26]
接着就是《歌谣》的出刊。因为常惠主张最力，而当时挂名负责歌谣研究会的大牌教授们，他们对于歌谣的兴趣其实也仅止于站在旗杆边上喊几声助助阵，并不真正投入精力，所以大家公推常惠来担任编辑。各种琐务及摇旗呐喊的事，几乎全由常惠独当了。[27]
常惠从一开始就把“民俗学”当作一种学术的标准来要求歌谣征集活动，他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中说：“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28]“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29]并且认为民谣(Folk-song)与坊间唱本(Ballad)“是在‘民俗学’(Folk-lore)中并立的。”[30]
在对各地歌谣的编辑过程中，他越发意识到歌谣和民俗的密切关系，认为“要研究歌谣，不只要好的文学，‘真诗’，还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所以我爱读坊间的唱本，弹词，小说，较比那大文学家的著作爱读的多。我想本可不必知道著者是谁，只要看他的内容取材于社会和影响于社会就得了。”[31]据说他曾去请教过鲁迅，鲁迅也说：“《歌谣》周刊的范围狭窄了，要放宽，群众生活中流传下来的民俗、文艺作品都要整理研究”，常惠采纳了鲁迅的意见，[32]不断地放宽《歌谣》取材的范围。以致后来提出要把歌谣研究会改为民俗学会。
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源于常惠的一封信，风俗调查会也是源于常惠的提议。不过他当时提的是“民俗学会”，而不是“风俗调查会”。民俗学会之所以改成了风俗调查会，则是因为张竞生的提议。容肇祖回忆说：“对于名称上，常惠先生主张用‘民俗’二字，张竞生先生主张用‘风俗’二字。风俗二字甚现成，即用Folklore的解释亦无悖。”[33]
尽管当时表面上已经统一意见使用“风俗”一词，但常惠还是念念不忘“民俗学”，即使在《歌谣》发表风俗调查会的最初成果，温寿链的《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时，常惠在编辑按语中还特别强调：“因为这篇记得最好，不但给研究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极好的材料；而且与研究歌谣的大有关系。”[34]常惠很固执地拒不使用“风俗学”这一概念，也不愿意在《歌谣》中太多提及“风俗调查会”甚至“风俗”两字。
对于“民俗学”的进行，常惠也提不出太多具体的东西，只是说“我们研究‘民俗学’就是采集民间的材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他，至于整理之后呢，不过供给学者采用罢了。”[35]所谓科学的方法到底如何界定，不单是常惠提不出具体意见，当时参与歌谣研究会的人，没有谁能给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答案。
限于常惠的身份和力量，无论他如何竭力地鼓吹和提倡民俗学，总是无法得到诸多教授的认可，当时对于此一学术的称呼，因缺乏权威正名而各行其是。真正大张旗鼓地打出“民俗学”的招牌而一统天下，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红火的时候，常惠仍然坚守在寂寞的北京东安门内国学研究馆，管理着已经无需管理的歌谣研究会。[36]
如果假设发刊词是由常惠起草，经由周作人等教授改定的，我们能够解释前面提出的种种疑问吗？回答基本是肯定的。
早期的《歌谣》周刊上，一般只有常惠的文字是经常不署作者名的。正是由于常惠当时的地位比较低微，不可能以自己的学术意志来撰写发刊词，他必然要借助名人的话语，依赖名人的影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发刊词中既要借鉴周作人《歌谣》一文的学术思想，又要原文照录胡适的译文。而对于民俗学的大力鼓吹，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刊词中深深地打上了常惠式学术理想的烙印。
以常惠当时的处境，尊崇权威是他办刊的一种策略。常惠曾把自己翻译的《北京的歌谣序》请周作人修改，大约是未等到回复，常惠就在《歌谣》周刊第18号上把自己的译稿登出来了，之后，周作人才把他改过的译文拿了来，于是，为了表示对权威的尊重，常惠又在第20号上把周氏修改过的译文重刊了一次。对于周作人这些知名教授们的功劳，作为责任编辑的常惠是不敢稍有抹煞的。
有意思的是，常惠一般把Vitale译作“韦大列”，但在第20号重刊译文的按语中，为了表示对周作人的尊重，居然把Vitale改称作“威大利”，这只是因为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是这样翻译的。如果发刊词也是周作人的手笔，那么，同是引用周的文章，常惠应该在按语中优先使用发刊词上的译法，也即“卫太尔”才对。
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发刊词由常惠起草，经过了周作人等教授们的修改，体现了集体的意志，所以，才会不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因此，在《歌谣》周刊创办者们的有生之年，谁也不敢自认是发刊词的著作权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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