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刊词，发表于1922年12月，这是一篇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章。文章发表时未署作者之名。长期以来，人们反复徵引，却从未涉及此文的著作权问题。
《歌谣》周刊创办者中最年轻的当事人常惠于1985年以92岁高龄去世，之后，发刊词的著作权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今天，发刊词著作者的“周作人说”已基本成为现代文学界以及民俗学界的共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此说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观点具有多少合理性？
1，“周作人说”的源流
追溯“周作人说”的源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此说由怀疑到肯定，由个体肯定到集体认定，由集体认定到成为共同知识，刚好用了20年的时间。
最早怀疑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的，是钟敬文先生，但他仅仅是怀疑，使用了“大概也是”的语气，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他在1979年初完成的《“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中说：“在这篇文章（按，即《歌谣》发刊词）发表之前几个月，大概也是同一执笔者所写的文艺短论《歌谣》，对于歌谣的研究，指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1]《歌谣》一文，发表时署名仲密，已经收入周作人自编的多种文集，作者系周作人无疑。
钟先生之所以做这种联想，主要是因为发刊词中提到“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而所谓“学术的”即是“民俗学的”；相应的，周作人《歌谣》一文中，则有这样的表述：“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历史的研究的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2]
在歌谣研究的进路问题上，两篇文章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相似的观点并不能作为两篇文章同出一人的依据。周作人是较早在歌谣研究上进行过理论思考的知名教授，发刊词作者参照周作人的相关文章以阐明事理，是很正常的事。而如果我们从周作人对待民俗学的态度来看，可能还会得出与钟先生完全不同的看法。
学界普遍认为民俗学这一概念是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则源自日本的民俗学活动。但即使在日本，民俗学概念的出现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且不是一个稳定的共同知识。福田亚细男介绍当时日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是：
“民俗学”这一用语，较“民俗”一词为新，作为folklore、volkskunde(德语——译注)的翻译，经过上田敏的“俗说学”，在明治末期确定下来。柳田国男在《石神问答》（1910）中也有数处用到“民俗学”一词。1912年（明治45年）石桥卧波、芳贺矢一、富士川游等组织了日本民俗学会，次年1913年出版机关杂志《民俗》……柳田国男在使用“民俗学”这个名称上面踌躇了很长时间，曾经用“乡土研究”、“民间传承”等表现形式，1930年代后期开始使用“民俗学”这一用语。[3]
柳田国男虽然较早在《石神问答》中使用了民俗学一词，但他自己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是踌躇再三。这种游移不定的想法，几乎原封不动地反映在了周作人的文字中。周作人受到柳田国男的深刻影响是无疑的，他不仅阅读了《石神问答》，也订阅了柳田的《乡土研究》，[4]这在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中有详细的说明。《我的杂学》提到民俗学的时候，都是使用“旧民俗学”、“最初称之曰民俗学”这样的提法。[5]
柳田之使用民俗学，主要是为了向传统史学，也就是大人物史学、文献史学发起挑战，这与顾颉刚极为相似。但在当时的日本，柳田和柳田的民俗学受到了学界的排斥，极不得志。[6]虽然柳田提倡民俗学始于1930年代，但柳田学术思想发展的雪泥鸿爪，周作人应该是了解的，所以在他的《歌谣》中，也语带犹豫地把民俗学归到了历史研究的麾下。
周作人确实是较早使用民俗学一词的人，但他的使用更像是信手拈来，而不是着力提倡。事实上，他从未在任何文章中专门地，或认真地提倡过民俗学或民俗研究，相反，在日本的民俗学这一概念还得不到公认的情况下，他甚至公开撰文向民俗学泼冷水：
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就有点问题，其中所包含的三大部门，现今好做的只是搜集排比这些工作，等到论究其意义，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的范围，……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他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罢。[7]
即使在钟先生提到的这篇《歌谣》中，周作人也只是犹犹豫豫地提到一句“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与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声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并大加发挥的做法很不一致。
正因为没有确凿依据，钟先生对此不敢肯定。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刊词的著作权被明确地赋予了周作人呢？
1987年，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首先作了这样的表述：
周作人为该刊撰写《发刊词》，它对自1918年2月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进行了回顾，阐述了搜集歌谣之目的，表示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同人的决心和希望，可以说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运动的一篇宣言书。[8]
其后，王文宝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过这一观点。2003年，在《发展史》出版16年后，王文宝追释了此说的依据，声明是“该刊创办者和编者常惠亲自告知”。[9]
张紫晨沿用了这一说法，但断语下得更为谨慎些，他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史》中说：“这个发刊词大约是由周作人撰写的。”[10]
让“周作人说”广为传播的一个“事件”是，1995年，陈子善、张铁荣编辑的《周作人集外文》出版，该书收录了《歌谣》周刊发刊词。[11]《集外文》辑录的佚文有很高的可信度，许多学者自然地默认了“周作人说”这一观点。2000年，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出版增订本，在1922年12月17日条提及《歌谣》周刊创刊时，增加“周作人撰写的《发刊词》”一语。[12]
据陈子善介绍，他将发刊词辑入《周作人集外文》的依据起码有二：一是王文宝的著述，一是周作人的《一点回忆》。[13]
1962年，《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许多当年参与创办和维护《歌谣》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民间文学》编辑部约了一批纪念文章，其中有署名“周启明”的《一点回忆》，文中提到：
我参加歌谣研究会有过一点贡献，虽然似乎不大有显著的成绩，却是颇有点用处的。当初征集简章上，……其第三条云：“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便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主张要撤废，到了周刊发行，改定章程，第四条注意事项之四云：“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在发刊词中亦特别声明，“我们希望投稿者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但是这结果还是一样，这一年内仍旧得不到这种难得的东西。[14]
这段文字应该是目前“周作人说”最有力的依据。如果对它进行简单的句法分析，认为“我主张撤废”中的主语“我”，统领了后面的所有短语，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据此认为“我”就是发刊词的作者，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周作人这段话，只是叙述了一段模糊事实。比如说，“改定章程”并不是发生在“到了周刊发行”之后，而是早在议定发行《歌谣》周刊之前数月，1922年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第二次大会上，集体议定的。[15]所以说，如果对周文详加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歧义句。[16]甚至当我们作这样一种理解时，可能会更合乎原意：“到了周刊发行”以下，可以理解为一个无主句，它们是由“我主张撤废”而引起的一系列结果。因为“改定章程”的逻辑主语，更应该是“我们”，而不是“我主张撤废”中的“我”；同样，“在发刊词中亦特别声明”的逻辑主语，同样可以理解为“我们”。
再换个角度，“在发刊词中亦特别声明”以下，还可以当作是一个插入语，是对上述观点的强调或延续。比如这样一个句子：“我早就说过，民俗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中，一开头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句式与周作人的句式是一样的，我们能据这个句子判断“我”就是《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的作者吗？这大概也是如神话学所指出过的，“语言有病”的结果吧？
或者正是因为这段话的多义性，《一点回忆》发表后的30余年间，看不出有哪个学者是以此为据，提出“周作人说”观点的。即使是较早提出怀疑的钟敬文、张紫晨，甚至王文宝，都没有根据这段话来提出问题或做出认定。对《一点回忆》的理解，更多地表现为学者们的事后钩沉。
陈编《集外文》出版以后，“周作人说”迅速蔓延。许多治学严谨的民俗学史家如刘锡诚、赵世瑜等知名教授，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这一观点，遂成定论。
1999年，离钟先生最初的怀疑刚好20年，吴平、邱明一选编的《周作人民俗学论集》出版，果断收录了发刊词。陈编《集外文》还比较客观地在辑录的文末注明“未署名”，[17]而《论集》则连这三个字都省略了。由于《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作为“东方民俗学林”丛书中的一本，成为了民俗学科的主要参考书和入门必读书，在民俗学界几乎人手一册，发刊词的“周作人说”遂成民俗学界的共同知识，无人不知。尽管极少数的学者如陈泳超也对“周作人说”提出过怀疑，但终于放弃追究。[18]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