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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
——《人的研究在中国》[36]第10页
研究西方社会转型的学者可以轻易地以单线的模式讨论“进步”(progress)，而关注非西方社会变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理论和文化范式之间的张力 (tension)的制约。东、西方学者的境遇之别，在社会人类学界最生动地体现于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费孝通对文化变迁的解释差异上。不少学者以为，费氏的理论与马氏同出一炉，其实它们的立足点有一定差别。
作为一个功能主义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专注于社会-文化内部的组合和关系，这种专注是他在首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良性社会操作”的期待之表现。当过于局限在社会-文化内部规则的马林诺夫斯基被迫对变迁作出解答时，他给出的答案是他曾经极力反对过的传播论 (diffusionism)。他认为，非西方社会（如特洛布里安德社会）的变迁动力，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外部，即西方文明的外在冲击。在为费氏《江村经济》所写的前言中，马氏说，此书写得最出色的是关于工业开发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的那个章节，而此章的变迁论与马氏的看法恰好是不同的。费氏的描写说明，当时政府为了表现其对“现代化”和“计划的社会变迁”的追求，发明新的行政和税务制度，其实这些措施均无效力。真正起变迁动力作用的是一个从传统士绅阶层蜕变出来、研习新技术的精英。他（她）们是本土的，而不是外来的，尽管所习得的知识和技术是“洋货”。
在我看来，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可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费氏的考虑有两层：第一，他主张变迁的过程必须“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本土的、草根 (grass-roots)文化基础上；第二，表面的服务于权力需要的各种“运动”（如民国基层行政建设），因为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社会知识和科技知识基础上，所以其“现代化”的口号只是“政治应变”的借口。出于这两层考虑，费氏在《江村经济》发表之后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以优美、通俗的文体，进入乡土社会的内部，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和认同，提醒社会-文化改造者在他们的“运动”中务必尊重“乡土本色”原有的价值。
我在本文采用的资料和评注的理论，多数来自于近年的发展。本来，我没有意图去不断注释费孝通教授的论点。但是，在反复的田野素材和理论的反醒中，促使我重读他的早期作品。从中，我发现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意义：当时的思想与社会张力依然存在，而费氏所力图提醒学界和政论界的那几点简明的道理依然值得我们引以为思考的线路。我通过社区考察理解地方民间文化，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评价现代化理论，为的不是别的，而恰恰在于对这位学术前辈的事业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其所描写的文化的价值加以认识。在做完这篇论文之后，我并没有解决本文第一节提出的理性经济人与文化范式的问题，人类普同性与文化相对性的论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继续存在，而对我来说，这一论争本身便具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本土人类学者内醒(introspection) 和跨文化联想 (cross-cultural association)的路径。
从本质上讲，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介入到过去的文化中，对现代的“本文化”加以反醒的学科。这一学科包含不可分割的两种文化评论策略，一是熟悉化(familiarization)，即变我们不熟悉的文化为熟悉的文化，二是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即变我们熟悉的文化为陌生文化。这两种策略的要求都是跨文化的并置法 (cross-cultural juxtaposition)，或通过文化比较获得自醒。本文的田野素材构不成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但是通过对不同的解释体系（民间地方的、本土人类学的、与外来的解释）并置和交错对比，作者同样获得一种生-熟文化的交流。当然，对一位本土人类学者和对西方人类学者来说，生与熟的文化是不同的。我们的“生文化”可以是外来的理论和作为一个“学者”所不熟知的民间文化，“熟文化”可以是民间文化和本土化的学说。因此，我们的“文化并置”路径也与西方人类学不同。不过，两者所达到的自醒同样地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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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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