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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文]树立学术批评的科学意识
——就《老粗优越意识》一文与李四成先生商榷
  作者:陈金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27 | 点击数:8763
 

内容摘要:李四成于2 004年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群体审美意识》一文,批评拙作《老粗优越意识》。本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对本人文章或学术观点的批评、指正,但学术批评应该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就此而言,李四成对本人《老粗优越意识》一文的批评是本人所不能接受的。在李四成的批评文章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如,以政治批判话语代替学术批评话语;在说理的过程中把个别、特殊现象作为一般或普遍现象;将自己的治学思路强加于他人,等等。总之,《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群体审美意识》一文不是一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争鸣文章,李四成也很可能不具备科学的学术批评意识。

 

关键词:学术批评;争鸣导向;实事求是

 

本人于2001年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随笔――《老粗优越意识》[1][]。该文通过一些贬低读书人、肯定老粗的民间故事,指出在我国民间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老粗”优越意识,即轻视知识、轻视文化,以老粗为荣,文人无用的老粗优越观念。并就此指出,只有发展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老粗与现代化无缘,老粗优越意识的流毒必须肃清!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李四成先生的关注,他于2004年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批评拙作的文章──《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群体审美意识》。[2][]对任何人的任何学术观点,人们都享有自主探讨与论争的权利,既有发表个人学术见解的自由,也有质疑他人的自由,当然还有自我辩护的自由。通过这样的争鸣,才可促进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的学者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作为学界普通的一员,本人自然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对本人的文章或学术观点给予批评、指正,但是,我们也清楚,学术批评应该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就此而言,李四成对本人《老粗优越意识》一文的批评是本人所不能接受的。

首先,李四成在其批评文章中,存在着以政治批判话语代替学术批评话语的倾向。李四成在其文章开端就给本人扣上了一顶不小的帽子,他批评本人的文章说:“该文所持的观点及所产生的影响是贯彻党和政府‘三农’政策中的一种不和谐的音符”。李四成以为本人《老粗优越意识》一文的首要错误就是给党和政府的“三农”政策唱反调。我不明白李四成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或许他以为我批评“老粗”优越意识就是批评农民,批评农民就是轻视农民,轻视农民就是给党的“三农”政策唱反调。不讲李四成的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即便本人文章真有什么和“三农”政策不合拍的地方,我认为这也不应该成为李四成否定本人观点的理由。科学的学术研究尊重的是事实,追求的是真理,学术研究虽应该尽可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却不应该就此就狭隘地认为学术研究一定要配合当前的政策或形势。李四成在这里使用的批评话语显然不妥,客气地说这是以政治批判话语代替学术批评话语,不客气地说这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在学术批评中的反映!

李四成不仅在批评话语上存在着不当,而且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本人的《老粗优越意识》一文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探讨民间故事中蕴涵的民俗意识。民间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俗意识,这是李四成本人也承认的。他在其文章中说:“民间文学不仅仅是广大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象反映,同时也是民众集体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当然,民众传统中的民俗意识也必然会融入其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民间故事中包含着“民俗意识”,但他却又如此批评本人对民间故事中包含的民俗意识的研究:“以个体需要、个体尺度取代群体、社会需要和尺度,来评价文本的群体或社会价值,以个体评价为中心,欲使群体评价、社会评价服从于个体评价”。李的批评让我感到一头雾水,说实在的,我真的没弄明白李氏话从何来,但我知道,任何“社会需要”都要通过“个体需要”来体现;而任何“社会评价”也必然首先要表现为“个体评价”。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社会评价与个体评价之间自然存在着矛盾和区别,但也存在着联系和同一。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种个体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但它必定首先是一种个体活动。同样,笔者在论文中对我国民间故事中民俗意识的批评也只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

李四成在说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把个别、特殊现象作为一般或普遍现象的错误。他列举出女研究生被人贩子拐骗的报道,大学生被骗参加传销的消息,研究生毕业后又去读职大的新闻,以此肯定“书呆子”型故事存在的现实依据,并以此肯定该类故事“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审美价值”,否定本人对这类故事中反映的老粗优越意识批评的合理性。我们不否认文化人当中确实存在个别低能者,报纸上也常有一些相关报道,譬如工程师画不出图纸,只好去做清洁工;名校博士不思进取,沿街乞讨做乞丐;有的大学生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要有母亲陪读照顾穿衣、吃饭。但是,这样的现象是少而又少,正是因为少,才成了新闻,如果多了也就不能成为新闻。李四成却把这种偶然现象作为论据,证明“书呆子型”故事存在的现实意义,否定本人对此类故事包含的“老粗优越的民俗心理批评的合理性,岂不是把偶然当作了必然,把个别当作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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