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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研究认为，在一个缺乏变动的民间社会中，样本是不必要的。它也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文化是无处不在的，民众的角色并无差别。一个信息报道人就能够告诉学者所需要了解的所有事情，通过一个案例研究者就可以了解到民众知识的全貌（霍尔、尼兹，2002：82）。如果民众知识的性质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田野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复杂了。可是，问题在于地方性民众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多个各具特点的个体组成，个体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的知识呢？
任何地方性民众的多层次差别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辽宁省东部山区的清原镇居民，依据民族和来源地的不同，就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在前一种分类中，民众可以分为满、汉、朝鲜、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当地满族与汉族融合程度非常高，而与其他民族的界限在日常生活中至今仍然清晰可见。根据来源地不同，清原镇的民众又可以区分为关里人与当地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方式是当地民众内部的分类，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运用。两个群体之间至今仍然分享着十分对立的局外人观点。这些民众构成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1]，直接影响到对同一知识的认知与解释。例如，对婚礼中新娘离开娘家前要吃碗面条的象征意义解释，当地竟然有四种：第一，面条为宽心面，吃了心里宽绰；第二，面条为长寿面，吃了长寿；第三，面条代表顺溜，吃了生活顺利；第四，面条代表长远，表明新娘婚后与娘家保持的关系长远。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经验的逻辑，那么就会而且必须在四种解释中匆忙做出选择。因为支撑传统经验的逻辑基础就是知识的一致性，所以肯定有一种解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众知识，其他则不是。被丢弃的那些知识又是什么呢？不是民众的知识吗？
在传统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碰撞或冲突中，现实经验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这四种解释在民众生活中并不矛盾，它们相安无事地存在于民众的知识结构中。民众本身并不觉得这种状况有何不妥，他们也并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与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凝聚与瓦解有什么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众个体在提出一类解释后，对其他的解释不置可否。民众知识的分布与拥有的确是不均匀的（周星，1995）。个体在民间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角色都会影响到知识的分布与传播。在第四种解释中引入姻亲关系的视角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种维护娘家利益的知识，持有者多为女儿的母亲。尽管当地的婚姻半径大多没有超出清原镇，但是娘家妈还是为女儿婚后与娘家的联系感到焦虑，因此在面条的象征意义中加入了关系的解释。与前三种解释相比，这种解释更具现代意义，是娘家对婚礼知识的一种发明，其背后充满了娘家对日后生活秩序的谋划。在知识转换过程中，争论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民众知识没有任何意义。而将同一主题的不同知识并置，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知识转换途径。因此，在《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中同时出现了四种象征意义的并置（吉国秀，2005b：196）。
处于不同社会背景或拥有不同历史的个体，对于“同一经验”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他们所相信经验的长远结果也会有强烈的分歧，并具有同等的可辩护性（巴恩斯、布鲁尔、亨利，2003：96）。不言而喻，所谓民众知识就是民众中所有个体共享知识的想象，不过是一种理想类型而已。在田野工作的现实中，民众知识一般表现为多数个体共享的知识，可能是一种类型，也可能是多种类型并存，其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民众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并行，相互补充，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在民众知识异质性的认识论中，例外与异常也是有意义的，需要加以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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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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