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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研究现状。民俗研究不能回老路，走歧途，不能老追求奇风异俗。为此提出两个问题，共同探讨：
1.主体与对象问题：东北民俗学的工作任务是：一是，一定要回顾，要继承，对过去民俗学者的研究成果要给以足够的评价，要尊重给我们民俗学创业打基础的老前辈。但一定不要走回头路。现在有某些走老路的迹象，饥不择食，没有资料可以做依据，因此就把班尼女士的观点又拿出来了。我们东北地区，不要停留在伪满的遗产上，还要去利用他再挖掘新的。因此的有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这就是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的问题。民俗学者应有自觉性，要有自觉状态，要不然是麻烦的。比如有位同志，本人过去受宗教影响，有些东西还信，因此遇到有关宗教这方面问题，他对民俗就研究不下去，这得慢慢摆脱。在民俗的压力下，有时都是不自觉的，有时是逃脱不了的，如有位老工人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谁说一点党的坏话，他是不让的，可他常常在车床干活时，右眼一跳，他便赶紧找一块小纸贴上，而左眼跳，他是不管的，因为“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有这个民俗心理。其实两眼一样难受，一样疲劳，这就是民俗在他身上产生影响。如果我们的民俗学工作者也是这样，就无法进行民俗学的研究了。对我们的民俗学者来说，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外国有的学者，信仰基督教往往研究佛教，信仰佛教的人研究基督教，遇到自己信仰的宗教问题，他们就说不清楚了。这都和主体有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既要看到民俗的强大压力，又要摆脱民俗的压力，去科学地对待民俗，这样才能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研究本民族民俗，就不能用本民族偏见看待其它兄弟民族的民俗事象。不能把本民族的习俗都看成是精华，把兄弟民族的民俗都看成糟粕。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科学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研究民俗。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要考虑主体与对象问题，不这样就会出现要么大汉族主义要么就狭隘民族主义的误解。在多民族的省份，若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不团结，自己也就随俗而去了。社会政治认为民俗有好有坏，要求民俗学者不要把所有的民俗现象都当做好东西，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如“我们说跳神，跳得可好了。”那有什么好?那无论如何被认为是坏的嘛，但是它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有极为有用的，这问题要逐渐地解决。在科学研究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某种习俗，不管人们怎样称赞它或谴责它，只要它确实在老百姓生活中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就要研究它，把成果同时供给党和政府，这既是科学成果，又给党制订政策提供依据。这种作法也是有历史先例的。魏武帝时，寒食节不举火，都吃冷饭，在太原地方，长达一百零五天不举火煮饭，致使当地人民有病死亡的很多，生产受到影响，官员对当地习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皇帝下达《明罚令》，革除了这一习俗，下令改成禁火两、三天。这里由习俗到立法，最后把这一习俗做了改革。我们三十年来，如果从礼俗定法，那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如婚姻法、丧葬法等，能够掌握民俗心理，创造条件，是会慢慢得到改革的。
《喜盈门》电影，反映了我国家族结构特征，特别是敬老问题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但作为民俗学者不能停留到此，要深入研究整个家庭的结构、发展、解体等问题，不能总宣传四世同堂，因为当前老人问题是世界性的尖锐矛盾。所以在研究上就不能光看到这一面，看不到另一面，要既注意对象的历史，也要研究现状，又要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用人们优选的习俗加以引导是对的，但引导的结果不能走老路。现在有些地方用封建时代的“二十四孝”故事去引导敬老问题，其结果也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另外，在民俗思维上有一种叫“互渗”的特点，法国学派有的称为“互渗律”。这东西用科学的叫法，应当是“逻辑的谬误”。我们在搞民俗调查过程中，如遇到民俗上大量存在的逻辑谬误，有时就不能自拔，弄不清楚。如日常生活中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了。”这话是不科学的，但我们绝不能说：“地球转到哪个角度才看到太阳。”在民俗上也有这些问题，如逻辑上最常见的谬误公式：因为甲在先，乙在后，因此甲是乙的因。在民俗上也有很多这种谬误。例如我调查了七六年那年，咱们国家自然灾异多，地震、出扫帚星、下陨石雨。在政治上那一年也是大动荡的一年，最后“四人帮”复灭了，在老百姓当中就认为是因为先有地震、出扫帚星、四妖才倒台。这和诸葛亮抬头见一颗大星坠落，便说是伤了一员大将是一样道理，事实上，是先有一颗星陨落，后有一员大将战死，各有各的因。民俗上不能把所有“预兆”说法都看成是迷信，有些就是逻辑上的谬误。还有相似问题，如民间偏方，都说偏方治大病，就是由于它有一定科学性，同时还有神秘性。民间偏方都很奇巧，如吃花生米要七颗，多大规格，就用得灵，就是这么来的。因此，对研究的对象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排除主观上非科学的思维活动。
在对象问题上还有迷信与俗信的区别，有些东西是正常的，这不必去苛责，如吉凶观，祸福观，这不叫迷信，应当叫俗信。人们的心理愿望总是向往吉祥、幸福的，俗信是可以保留的。什么是俗信，例如，人家老人死了，夏天死的，你作为亲戚，好朋友至关去探丧，你把凉鞋擦的亮亮的，头发吹过风，烫上卷，穿着鲜艳的喇叭裤，去悼念，那你所受的压力是什么?是正常的压力。人家结婚时，你挂孝就别去了，这种忌讳是可以存在的。人家结婚，你一进来就号啕大哭，大概是不行的。一个家庭，由于辈份上不同，相处习惯上已形成了各种稳定的状态，违反它，家庭生活就感到不协调。这些无害的俗信就可以保留下来。这是主体和对象的摆法问题。
2.调查与研究的问题：调查和研究是两个问题，当然调查本身也有研究，现在我们是他们分开来谈，调查作为方法来讲应是科学的。目前有些人还是属于饥不择食，听到一点就感到新奇，得一点就用了。作为民俗工作同志，不能零打碎敲，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调查，如专题调查和综合调查要分开。专题调查如：婚姻、丧葬、饮食、服饰等，其中还有小的细目，如某地订婚习俗等等。要分清种属类目。打糕研究那是饮食习俗的一种，研究朝鲜族习俗那也是专题性质的。但同时又是综合的，包括这个族的所有民俗。一般说来，不能停留在琐细现象的研究上，而是通过专题调查能把问题抓出来。如婚俗调查怎么入洞房等等，不仅如此不行，要调查婚俗本身结构，了解这种婚姻怎么结成?家格如何?前因后果都要分析研究，要调查婚姻内在的东西。最后才能得出结论来。
点和面的调查很重要，点里有面的东西，个别体现一般才有意义。把个别当一般那就使调查走入歧途。纯属个人的习惯不能叫民俗。小村落里极个别的现象可以研究，但要调查它的来龙去脉，是外来影响，还是当地习俗生发出来的。然后找出这种习俗的来源。就把民俗关系研究清楚了。最后才能看出将来怎样发展。
应当避免间接调查，尽力做到实地实物调查，对第二手材料要核实鉴别，不然就会得出错误结论。
日常风俗与奇异习俗的调查要结合起来，不要单纯猎奇，价值最大的是日常习俗，而不是奇风异俗，因为，它能推动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
再一点是新俗调查与旧俗调查的结合。因为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风俗，要注意调查。如有人注意利用自行车结婚的形式，新式家庭关系，新的分家制，老人也分一份儿等等。不能老调查旧习俗，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俗，要适当地注意，要立足于日常生活中新习俗的调查。调查旧俗也要查清时代，最忌把消逝的旧俗拿来当做当代习俗看待。
下面讲讲研究的问题：历史的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一是民俗史的研究，一是民俗学史的研究。现在就得注意民俗学史的建立，如吉林民俗学会的成立大会，就要载入史册，做了什么，现在、将来做些什么，给子孙留下来。所以情报工作要抓紧，各地都作了什么工作，要互通情报，要积累起来，推进工作。全国性研究与地方性研究相结合：地方的学会应以乡土研究为主，从而去丰富、充实全国性的民俗研究。对乡土研究要立足于东北三省，要联合起来，搞出全面规划，脚踏实地为全国民俗史的研究作出贡献。研究工作不要太实用化了，要研究我国的民俗学，也要适当地注意外国的研究动态。东北地区还要注意，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国际间的交往等等对民俗的影响，其中包括产生大量的借词。这些调查也有助于和国外的交往。
最后谈一谈，现在，东北地区民俗学研究的队伍还很小，不要急于扩大。中国民研、社会科学院的同志都这样建议，队伍要精干、工作要有效，不要再把名声搞坏了。要扎扎实实地研究，在实用民俗学上，能给各级党委及有关部门提出些有效的建议，使他们在艰苦的工作中能收到实效，就好办了。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两省及黑龙江的民俗学工作同志们，要好好协作，尽最大的力量，作好民俗学工作，不然，有些民俗就有失传的可能，我们的后代就更难办了。要想振兴中华，就要扎扎实实建设点东西，我们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一定要把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肩负起来，为中国民俗学的新发展做出贡献。
（1982年2月8日在吉林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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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丙安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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