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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课题的选择视乎个人利益而定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叹息说，某某事项非常有意思，可惜没人研究，或者再不研究就会怎样怎样。那么，为什么有意义的事项却没有人研究呢？
一个接受了民俗学专业训练的民俗学家，他不可能突然转向去搞数学研究，他只具有民间文化方面的研究专长，他自己明白应该如何扬长避短。但是，具体研究什么而不研究什么，并不按别人的意见而实施，只视乎其个人兴趣和课题利益。
钟敬文曾经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论文中为民俗学描绘了一些整体的蓝图，希望民俗学界“在今后的民俗学工作中尽可能加强计划性，加强合作和共同商讨。”[9]但是，作为计划性的整体民俗学，其各个部分在难度、利益等方面肯定不会是均衡的，个人的研究一旦纳入集体的框架，就必然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出风头有人坐冷板凳，那么，有谁会为了实现别人的理想蓝图，自己坐在冷板凳上啃骨头呢？我们不排除个别学者有这种精神，但我们的讨论必须首先忽略这种“小概率事件”。
人和动物一样，都有“趋利”和“趋易”的天性，总是试图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用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学者们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所谓的“利益”，可以是经济的利益、名望的利益，也可以是陶冶自我身心的利益。所以说，人们只会选择有钱的课题、能让自己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课题、能够让成果得到顺利发表的课题、能够有助于职位晋升的课题、能给自己带来一定名望的课题，少数学者会选择那种纯粹带给自己身心愉悦的有趣课题。几乎没有学者会为了一个理想的“民俗学蓝图”而选择那些对个人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课题，哪怕这个蓝图是由钟敬文先生描绘的。比如说，“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样一个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却始终没人真正愿意做，主要就是因为该课题耗时长、见效慢、枯燥无趣，而又没有经费和政策的支持。谁做这种课题谁自讨苦吃。
所以说，能引得一群鸭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永远不是那个头脑最清楚的鸭子，而是手里拎着一桶鸭食的心怀叵测的饲养员。
学术政策无疑会给当下的学术走向造成巨大影响。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一个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导师的指派，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并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但是，当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将要面临职称晋升的问题，于是，他必须努力去申报各种各样国家的或省校级的课题，而且他必须在官方学术机构指定的“课题规划”中去选择他最有可能得到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可能既不是他的学术专长，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甚至只是一个伪命题。职称问题解决之后，还有更多的荣誉和桂冠，以及与荣誉和桂冠相应的其他利益等着他一次一次努力地去摘取。学者的生命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耗散在无穷无尽的各种利益的追逐之中。
当高丙中努力争取到中山大学设计的那个标的8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课题的时候，并不表明这个题目本身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也不表明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多少学术价值的课题，他看中的主要是“80万元”这个标数。一方面，把一个看起来像是民俗学的重大课题留在了民俗学界，我们会觉得高丙中为民俗学挽回了面子；另一方面，至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高丙中将为这个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伪命题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得设法将之转化成一份对得起自己学术良心的有意义的成果。
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都有所谓工作量的规定，比如，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这种盲目追求产量的“大跃进思维”所导致的后果是，高校教师成为了“学术垃圾”的最大生产者。为了尽快尽量地完成任务，绝大多数教师不得不东拼西凑赶文章，甚至虚构文献、捏造数据、变相剽窃，把学术研究当成了符号拼盘，既浪费国家资源，也浪费学者时间。学者之间的学术竞争居然成了论文数量和刊物级别的竞争，而不是论文质量的竞争。如此一来，学术刊物的编辑人员自然也就成了学者们学术成绩的最高裁判员。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所谓“学术腐败”案，折射的不仅仅是学术道德的沦丧，更是学术政策的荒唐。但正是这么一系列荒唐的学术政策，却能逗得这些腹中空空的鸭子满地乱转。
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嘲笑和怒斥当下各种荒唐的学术政策，但是，回到书斋，这些学者还得继续应付这些荒唐政策，继续炮制新的“学术垃圾”。学术垃圾的泛滥当然不能全怪这些学者，趋利行为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鸭子为了找食，他们就得绕着饲养员的鸭食桶转。
钟敬文先生生前一定没有想到在他身后两年，就会刮起一阵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而且国家会一下砸入数亿资金来推波助澜。这股热潮以及热潮中的利益因素，逗引着学者们趋之若骛，“非物质文化”以及“遗产保护”一下成了近几年来学界最热门的“前沿话题”，发表文章无数。这一热潮可说完全偏离了钟敬文既定的学术蓝图。
所以说，任何有关民俗学的预期和规划，都是海市蜃楼。影响和决定学者们课题规划的，主要是当下的学术政策和实际利益。利益的指挥棒下一章将要指向哪里，只有历史能够回答，而我们知道，历史往往是非理性的。
另外，从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来说，许多学者更愿意选择能充分发挥自己资源优势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范式。赵世瑜早在投奔钟敬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选题自然会在历史学和民俗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以发挥所长，于是有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巴莫曲布嫫最大的学术资源是她的海外学术背景和彝族“公主”的身份，她自然会选择以自己民族的口头传统和经籍诗学作为研究对象，借一斑而说全豹，借助自己的民族知识来话说整个世界，于是有了《鹰灵与诗魂》。刘宗迪本科期间学的是大气物理，他不想荒废自己在科学史方面的积累，试图在天文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于是有了《失落的天书》。
每一个聪明的学者都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公共的学科范式与个人的知识结构之间寻找平衡，他们不会一味地抛弃自己去迎合那些不适合自己发展的“学科蓝图”。而下一批进入民俗学界的学者将会是一些具有什么学术背景的年轻人，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所以说，每一个新到的民俗学者都可能为民俗学带了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而这股学术空气从哪里吹来，向哪里吹去，完全是随机的，不是预先规定的。
以上分析可知，无论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抑或具体研究课题的设置，都不是我们能够预先规定的，而是随着当下学术政策的变化和人员的更替不断变化着的。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民俗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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