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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苦后甜，迩个不是都实现了？”
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变迁，在改革话语中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即改变不适合中国社会条件、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的过程。但是在骥村部分村民的讲述中，这一过程却是出人意料地“顺理成章”，也就是说，从“集体”到“单干”不是一种改正错误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转变，而是类似前因后果关系的“先苦后甜”：
（毛）主席那阵讲，主席那阵提倡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噢，那阵（我们）就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咋（样）啊？你看迩个实现了吧。那阵开起会，说了嘛，念起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阵（周）总理就说，“陕北人（以后）不吃糠，不吃菜”。可说是“哎呀，不吃糠，不吃菜？迩个连糠也吃不上啊，不吃糠不吃菜吃甚啊？”你看迩个陕北人吃糠吃菜着了？净吃那新鲜的。这是金口玉言嘛，这两个大人物。那就是先苦后甜嘛，你没苦那就甜了？你没苦就甜也没有。
那都好着了，主席那阵啊，就说是，都要一样了，谁也不能说穷了，谁也不能叫富了，就都一样样介。这开放了，有本事的人，人家就楼上楼下，没本事的人，我们这就是没本事的人，就这土窑子，就能鼓捣（凑合过）了。哈哈哈……，新旧社会嘛，那就是跟社会走了。社会叫你做上个甚，你就做上个甚。（yjg2002LGR）
迩个你说这（生活）好啊，还是主席那阵造下的好，起码这个公路交通，大路路修开，你再维修就省下了。那阵造下的梯田、平地都还起作用着了，那平处（平地）就是赶立处（坡地）长的庄稼好嘛，水土、肥料水推不走。受（苦）是那阵受了，国家跟这一个家庭一样，像这老人们操心受下的东西，后人往下来就享了福了，就这么个例子，先苦后甜，就是这么个，那我的分析就是这个。（yjg2002CYZ）
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村民的分析与解释中具有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这是让人感到惊诧的。即使在主流话语中，“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也是针对不合理、不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转变，但村民却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讲通了。“先苦后甜”成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合理过程，它亦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使人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能够讲述被后人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光。
值得关注的是，在集体化的建构过程中，女性的集体认同较之男性更为突出。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对妇女而言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同时意味着自身“解放”的过程：与男人一同下地劳动，与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搭里红火”，一起唱歌、识字。“大食堂”、幼儿园、缝纫组等等试验都是以“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女人“走出家庭”为目的建立的。在此意义上，集体化对于婆姨们就有了一种不同于对男人们的意义。
此处我们并不想简单地得出结论：对女性而言，似乎有着另外一种集体化；而是力图展现女性对于那一场社会工程的独特感受和理解。这一特性还可以妇女姓名使用的演变为例来说明。在骥村，与所有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样，女人的称谓是附着于家庭的，出嫁的女人在娘家姓氏前冠以夫家姓氏，如称为“张刘氏”、“杨李氏”等等，原来在娘家的名字多半不再使用，这是一个无名（nameless）化的过程（Watson, R. 1986）；而在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后，因为出勤记工、分配钱粮和政治活动的需要，婆姨们个人的姓名在集体活动中频繁使用，前所未有地成为个体性存在的表征。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以后的日子里，婆姨们再度被称为“某某家里的”、“某某婆姨”或“某某娘的”、“某某奶奶的”。在村子里找人，如果你向别人打听“李玉珍”，多半会得到一脸茫然或相互打问“谁是李玉珍？”通常只有村干部或主管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能告诉你那是“得福婆姨”或者“二娃娘的”。这种女性姓名使用的演变：从无名氏à使用个人姓名à再度无名化（家庭化）的过程，可谓是社会变迁中女性存在状态改变的一种象征。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vision）。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于这种幻象和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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