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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身体疲劳和病痛的记忆
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缝制衣服和鞋子等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虽然从初级社开始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作为分配依据的工分始终是女性低于男性（入社之初，妇女最高是5分，公社时期最高为8分；男子最高一直是10分），但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骥村在合作化时期就开始了农田基本建设——填沟、打坝、修造梯田，其时全村的劳力被分为两个组：一是农业组，全部由男劳力组成，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负责种地打粮；二是“基建组”，农业组以外的男劳力和所有的妇女劳力都属于“基建组”，他们一年到头的任务就是打坝、填沟、造梯田，从事的是相当繁重的劳动；到1958年又成立了“卫星组”，按照村民的形容，“就是先进的，庄稼肥料上得大，地种得好，意思啊就是往起树这个星星呢，典型，其他人都要向他们学习”。从当时劳动分工的情况来看，女性的劳动繁重程度并不亚于男性。下面是几位女性被访者的回忆：
我们那阵修梯田，拍畔（用铁锹将土拍实）去了，就这站畔，不行些的男的拍不过这些女的。就这么高的那屹崂（山坡），头低下拍，那也受罪了，可熬（累）了。你拍不好，塌了就是你的问题，谁的畔塌了谁负责。（我）二十几上就有了病了，（问：什么病？）那就说不来。心脏病，心脏不舒服，一满（完全）不能沾响动，一沾响动，我就解不下了，就难活（受）了，心就跳的呀，就难活了。哎呀，整整半年，我就那个半年没动弹（劳动），就难活的。那阵一沾就心乱了，个人不由个人了。我难活了一年啊，头后半年，秋收停当了，就动弹了。我就说，我今差（好）些了，到地里去啊。我做个一两回，我能支持来，我就做着，我支持不来，我自然就不来了，头后排我去上就一天比一天还硬了。不然这穷日子不得过啊，你说我一年就害病，就治，就我不挣，这娃娃吃不上，穿不上，你不做工就粮也少分了，就没那个多劳多得了。（yjg2002LHZ）
就是那年填沟，管道山填那坝，就穿这薄片片鞋，一下就生(受凉)了，腿疼、麻，第二年正月就修上梯田了，就在那龙王庙那，冰的啊——，可是冰的恶（非常）了。就那罢（以后）了一满不行了。（yjg2002ZGL）
那阵我是个二十几了，那阵就有那个大女子和大小子，这就四十多年了。那年刨山芋（土豆）来着，受了冻了，我夜黑地（晚上）回来啊，我这儿跺子（臀部？）啊，凉得就跟死人跺子一样，一满就冰的，就这后胯里。人做生活（劳动）了，就风就雨就雪，给你下下。唉呀，迩个（现在）穿得这棉的了，夹的了，旧个（以前）呢，连连补补，穿不上。（问：婆姨女子不方便的时候咋办？）婆姨女子不方便的时候，有的轻便些的，也去（下地）了，疼的不行的，就不去了，一天抓个金娃娃也不去了。女人家那阵定（出工日）了，一个月给你定多少，我们那阵定二十几天着呢，定的多。男人那不定，女人家那有不方便事，给你定了，男人家那不能误工，误工了你不生活？你不要吃了吗？（yjg2002LGR）
在访谈中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被访者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有不尽相同的记忆，她们对病痛的描述和判断也通常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但相当共同的一点是在谈及病痛原因时，她们比较一致地归结为“苦太重了”。
养育孩子的记忆
婆姨们每日下地劳动遭遇的另一种苦难是母亲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集体化时期青壮年女性都须按照规定时间出工，年幼子女的喂养大致有三种方式：“老人照娃娃”——即由年老体弱不能下地劳动的婆婆承担照顾孩子的职责。“娃娃照娃娃”——由学龄前的哥哥姐姐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娃娃没人照，在炕上拴着”——为防止娃娃摔下来，“在炕上钉个木橛橛或者铁棍棍，用带带拴在那上，再给娃娃系在腰里。中午能回来就给娃娃吃上点（奶），干活的地远了娃娃就饿着”。
一位母亲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泪水涟涟：我们那大女子那阵还和老人一搭里，老人还给照了。头二女子就不给你照了，你早起走了，放到这炕上，头黑地回来还在这炕上放着呢，你回来，那娃娃就一满哭成个屎卟崂（指孩子大小便），急的我哭鼻打水介。二的头一年三月养的，第二年整一年，第三年才会走了，就在那炕上，引起腿巴子就不利了，不会往开展嘛，第三年三岁了，七八月里才会走的。那早起走了，多会回来多会给吃了。这春上不回来嘛，从四五月里开始能歇晌午了，晌午介回来了，奶娃娃，这黑地才又吃一次（奶）。那不是说那软叽巴蹋不会走，几岁了才会走。这个小子那就算贵气着了，那个大女子会照了。(yjg2002GYL)
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满月了四五十天就动弹上了。奶娃娃，人家歇（晌）了，我们杠（跑）回来奶来了。那照也没人照，我们那老人也不照去，走起急的你哭鼻子，回来看到娃娃又要急的你哭鼻子。我们那二女子（小时候），那阵炕上不铺个毡，就铺个那烂席子，娃娃猴（小）着了嘛，娃娃头发又稀，给娃娃头发一满擦的稀烂，脚底上擦烂。可心疼了，迩个也常想着了，真个。（yjg2002ZYZ）
那阵大合营，唉呀，我们那娃娃可可怜了。没人照嘛，奶奶的那阵那也要劳动去了。不劳动她也吃不上嘛。没人照娃娃，我们娃娃照娃娃嘛。我们大小子才五岁了，二的三岁了，五岁的照个三岁的嘛。锅里给娃娃煮上口那种擦擦饭（磨碎的粮食煮成糊状），高粱擦擦饭。放个勺勺，炕上放个尿盆盆。娃娃不出去嘛，那阵行吃（乞丐）的多，净饿的，他们怕嘛。门上顶个棍，把它顶定。饿了就舀的吃点盆盆里的擦擦饭，把起尿就上尿盆盆把尿。五岁的照个三岁的嘛。到黑夜了，那阵黑夜也劳动去嘛，黑夜不回来，娃娃怕的啊，枕头被子拦得这么高高，两个抱定在被子后面睡觉着了。（yjg2002GXZ）
关于食物的记忆
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当然挨饿的经历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述饥饿的记忆。而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而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也并不限于女性自身，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骥村历史上先后有过两次“吃大灶饭”的经历：一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就是“食堂制”，整个庄里以三个居住点为单位开了三个大灶，“饭熟了就通知叫打饭了，吃是都去吃了嘛，饭都给吃了，一个人一马勺”；饭食的主要成分是瓜、菜、土豆和高梁、黑豆等粗粮混煮而成的。这次大灶饭吃的时间不长。第二次办集体伙食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秋收停当了，一个冬天劳力都到了基建上”，早晚是各人在家里吃，晌午一顿只给参加基建的劳力吃。这次大灶饭的内容还是带皮的土豆、白菜、高梁和黑豆穇穇的混合。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所有被访的女性都将这两次吃大灶饭的经历混为一谈，甚至当年为集体做过大灶饭的妇女也没能分辨清楚。两次吃大灶饭的大致时间和背景是向男性村民提问才得以明确的。而女性被访者记忆犹新的是食物的成分、如何吃以及饥饿的感受。
头后排（后来）啊，就一满（全部）集体化，家里别安锅，别安粉盆（面盆），大灶上人家做了咱们打了嘛。拿这么个罐罐，一个人一马勺，拿罐罐提去，有瓜，穇穇，黑豆拉成穇穇，高粱拉成穇穇，山芋。那还吃惯了，觉得好吃，饿着了嘛。（问：吃饱吃不饱？）这个嘛，打回来那有娃娃拉着了，够，一个人这一马勺介，吃奶娃娃是半马勺，上了四五岁这娃娃就给一马勺介。我们吃大灶饭那阵，老汉家里不在，光我们婆姨女子够吃了。男人在家里，打这么一马勺介，还不得够。不得够也就不得够，不得够你少吃点嘛，你婆姨女子你不一样，你就要少吃嘛。(yjg2002LHZ)
那阵一满饿得昏起（头晕），头大合营我那大小子十五了，给人家拦羊着了，饿的呀，山上看那苜蓿，绿个锃锃介。回来说得我哭了一鼻子。“妈呀，那苜蓿绿个锃锃介，我就掘得吃了，一满涩的啊，咽不下去”，我就哭啊，娃娃可怜得（边说边流泪）饿得你看，把那生草掘得吃了。那是喂牲口的嘛，喂牛喂驴、羊那号的。
再集体个几年就没人了，再几年就饿死娘×了，真个嘛。唉呀，一下解放了，一下单干了，把人可都畅快美了。迩个都吃得这么好，那阵还就是这骥村的地嘛，迩个还这骥村的地嘛，迩个这吃些甚，旧前吃些甚？给集体里做，要甚没甚，甚也没有的。（yjg2002GXZ）
除了食物短缺，整个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也是妇女们记忆深刻的。那阵扯布要布证（布票）了嘛，三尺七介布证，你看三尺七介布能缝一条裤腿吗？连条裤子都缝不得嘛。我拆了一块被子啊，把被子里的棉花，用纺线车车纺成线线，自己织布。我这个儿（子），三月生的啊，直到这九月了还没裤穿。我就坐到布架上织了，织的这么一瘩瘩啊，卷布辊将能卷定，才这么点点布，用点颜色染的呀，才给我这儿缝条裤。你看三月生下的，到九月娃娃还没穿过裤。你看急了吧。自己不会做，你说咋介，那阵普遍都会（织布）了。(yjg2002LHZ)
从骥村女性关于集体化的记忆中我们多少可以体味和理解一些女性记忆的特点。研究者通常认为由于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物（包括政治领域和仪式信仰领域）以外，因而她们对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散漫混沌状态，没有确定的时间脉络和清晰的逻辑关系，而且是非常个体化的和身体化的，与宏大的历史过程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结论固然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简单了。骥村的婆姨们并非不能讲述那段亲历的历史，只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认可的话语讲述。而实际上，她们是在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就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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